大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也是为了袁贵妃和两个小王爷的利益，积极主张采用刘凤翔的建议，整个队伍马上打出太子南下的旗号，还有就是方岳贡和邱瑜分别写信给南京的史可法，仔细介绍如今的现况。不长时间就有保安队员充当信使，骑马向南飞驰而去。
…………
两个月前，有从北京逃至南京的人员带来了北京城的消息，崇祯皇帝自缢殉国，太子和定王、永王被闯贼虏获。
整个留守朝廷也是人心惶惶，南京官绅陷入了深切的悲痛之中。悲痛归悲痛，国家也是一日不可无君啊！陪都一时间成为大明残余力量的政治中心。
南都各部官员对于拥立新君一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按照父死子继的历来传位程序，应该继承崇祯帝位的当然是他的儿子。崇祯皇帝共有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二子定王朱慈炯、三子永王朱慈炤，但是这三位皇子当时都身陷北京，下落不明。所以，议立新君只能从近支藩王中考虑。
当时纳入考虑对象的是几个地位比较尊显的藩王：首先当然是福王朱由崧，另外还有他的几个叔叔辈的亲王，潞王朱常淓、惠王朱常润、瑞王朱常浩、桂王朱常瀛。福王是神宗万历陛下的爱孙，而惠、瑞、桂三王也都是万历皇帝的儿子，所以说这四位王爷的血统都是很高贵的，只有潞王是万历的侄子，血统稍远。但是，就当时的形势看，惠、瑞、桂三王都在自己的封藩，而且距离南京都很远，拥立他们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性。
落实到可行的层面上，南京的官员们把目光都投向了不远处的淮安。
右佥都御使路振飞任漕运总督驻守淮安。淮安是运河重镇，是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之间的咽喉要地。当时流寇势力十分嚣张，路振飞安排精兵强将在淮河沿岸设兵防守。又在两淮之间，组织民团，招募乡勇，成为了一支达数万之众的劲旅。
这时明朝的福王、周王、潞王、崇王四大亲王因躲避李自成的闯军，同时逃到淮安，淮安成为了北方南下贵族的避难所，这些贵族包括着名的福、潞二王，这一对叔侄便成为新皇帝的候选者。
南京的官员在拥立的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分化为“挺福派”和“挺潞派”。多数大臣认为福王由崧品行恶劣，不足以君临天下。
更重要的是他们忌惮福王的血统会给他们带来灾难，他们想起了由崧那位厉害的祖母，几十年前，正是因为这位厉害的女人为自己的爱子朱常洵谋立大位，引发了朝野一系列风波。
生出了着名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目前的朝臣大多数曾经与郑贵妃及其家族有过矛盾。正是基于这种历史原因，他们就更加不愿意让由崧即位，不愿意被清算历史旧账。
于是，这一派人物积极开始活动，企图阻止福王上台，首先在籍礼部侍郎钱谦益、丁忧山东佥事雷演祚游说兵部侍郎吕大器说：“潞王，穆宗之孙，昭穆不远，贤明可立。
福恭王觊觎大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俎上肉。”说的意思还是担心如果让福王登上大位，害怕他会算旧账，搞报复，而这些朝臣都会成为牺牲品。在雷演祚及礼部郎中周镳的往来游说、沟通下，吕大器和右都御史张慎言及詹事姜曰广等南京朝臣都同意立潞王。
在南京部分朝臣取得共识后，他们致书驻军浦口的史可法，陈述潞王贤明当立，而福王“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七不可立。”获得了史可法的赞同。
检视南京诸臣所说的不能立福王的理由，所谓的“七不可”倒在其次，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担心福王上台后可能搞的政治报复。
南京朝臣在这个问题上并非是高度一致的，也有些人坚持“立亲”为原则的意见，这些人信奉的是儒家“亲亲”的伦理准则。
都谏章正宸就力主拥立福王，他说，当光宗朱常洛为神宗太子时，他就是“国本”，现在光宗、熹宗以及崇祯皇帝三位陛下都已驾崩，都没有子嗣可以承袭，那么血统最近的福王朱由崧理所应当地成为“国本”。
章正宸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朝臣的意见，这一部分人更多的是持守着一种传统的价值观，而并非是一党一派之私利。
史可法确实是大明在南方的最高军事负责人，但是这种地位仅仅是名义上的，他的军队驻扎于浦口，这是一支兵力并不强大的部队。同样是在江北，还有几支有着相当独立性，并不受史可法指挥的军队，高杰将军的军队就是其中一支。
类似于高杰的将军还有三位，他们是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这四位雄踞江北的将军各自拥有大约十五万的兵力，而且是久经战阵的军队，所以他们对于拥立问题的看法至关重要。其实除了这四位忠诚度很值得怀疑的将军。
还有一个人的立场也很重要，他就是着名的总督路振飞，他也拥有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除此之外，他还是福、潞二王的现实保护者。
高杰对于立新皇帝的事情非常热衷，或许他们把此事看作一次崛起的机会，他们是主张“立亲”的，也就是说他们主张拥立福王。
他们在取得一致意见后，联合致书路振飞总督，征询他对于拥立问题的意见，并且希望他能积极参与。
路振飞也是主张拥立福王的，他说：
“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
路振飞的主张是很冷静也是很客观的，是超越了历史旧怨的。在当时，如果把“贤明”当作拥立的条件就有可能引发对贤明判断标准的大讨论，要知道大明并不只是一个南京，会不会有大明其他城市的将领就近拥立一个“贤明”的藩王呢？这样就有可能引发一场明王朝内部的皇位争夺战，那么还奢谈什么收复失地呢？那么所谓贤明的潞王又有多贤明呢？
二世潞王朱常淓确实没有什么恶习，但是所谓他的“贤明”，不过是一些对文学艺术等风雅之事的喜好而已，他在音乐、制琴、书法、篆刻等方面也确实有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成就。
但是，大明当时需要的是能够拨乱的中兴雄主，而非金石学者，如果立了潞王也势必给一些野心家骚乱的机会。
所以，拥立福王朱由崧确实并不是个太好的选择，但也是一个风险最小的选择，但是史可法毕竟是东林党人，他的恩师是左光斗，着名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都在其中，史可法一时也是难以抉择。
正当南京诸臣为拥立新帝问题而热烈磋商时，一位重要人物正在紧张而秘密地进行着幕后活动，这个人就是马士英，官居凤阳总督。
马士英，贵州贵阳人，字瑶草，明万历进士。任宣府巡抚，后又任右佥都御史。在任上，挪用公款给朝贵送礼，被告发后削职为民。
寓居在南京，在那里他结识了阮大铖。阮大铖因为是魏忠贤的干儿子，坐阉党被罢官。阮因为是逆党，无人理会他，只有马士英与其有往来，两人相交甚欢。
后来，周延儒出任内阁首辅后，马士英通过走周延儒的门路，于崇祯十五年六月当上了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州、凤阳等处军务，守备太监是卢九德，卢九德在万历末年曾在宫中为老福王朱常洵服役。
卢九德当然希望福王继位，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卢九德开始联络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的积极参与拥立显然是为了攘取\\\"定策之功\\\"增强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
马士英也是为为拥立福王四处活动，和很多官员一样，他把这次拥立视为一次政治上投机的机会，但是与许多“挺福派”不同，他并不是因为尊重“立亲”的原则而支持福王的。
马士英是一个有着极强政治野心的人，他是“独念福王昏庸可利”，他是想拥立一个昏庸的皇帝，以便自己能够操纵朝政，独揽大权。
马士英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首先他联系了驻军江北，手握重兵的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四位将军，刘泽清最早是倒向东林党，可当卢九德和马士英联络他时，立马就倒向了“挺福”派，很快与他们达成了高度的一致。
南京城是大明的故都和陪都，这里除了有一批朝臣之外，还有一批帝国的勋臣之后，这些贵族在南京拥有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和通达的人脉，这些贵族的代表人物就是诚意伯刘孔昭，就是那位着名的大明开国元勋刘基的后人。
马士英要想把拥立的事情彻底办成，就必须得到这些勋臣贵族的支持，所以他也秘密联系了刘孔昭，得到了这些贵族的支持。
与此同时，他也展开了对“挺潞派”的政治攻势，他首先致书史可法、吕大器诸臣，表明自己主张拥立福王的立场，而史、吕等人当然是“持不可”。马士英在碰壁之后，并没有坚持申辩，反而派人给史可法传话说：
“立君以贤，伦序不宜固泥。”
似乎在向“挺潞派”展示自己通达权变的灵活性。或许史可法在政治操作上是个极为幼稚的人，他对于马士英的这种故作姿态并没有足够的警惕性，相反还信以为真，居然给马士英写了一封信，信中居然把那所谓的“七不可”阐述了一遍，史可法的这种愚蠢而冒失的举动为日后埋下了重大的隐患。
四月二十四日，在马士英的紧急部署下，福王朱由崧乘着漕运总督路振飞的漕运快船，在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四位将军强大武力的护送下，到达了距离南京更近的江北城市仪真，这就给南京诸臣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军事压力。
南京诸臣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紧急召开了朝内会议，集中商讨拥立一事。会议上，“挺福派”和“挺潞派”争论激烈，互不相让。
会议从当天早晨，一直开到中午都没有个结果出来。最后，“挺福派”主力诚意伯刘孔昭等人以死相威胁，主导了会议的大方向，迫使众臣同意拥立福王即位，并且当即起草了一份迎立福王的公启。
随后，南京方面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城外的马士英和史可法等人，马士英自然是很得意的，史可法面对这种结果也只能接受了。
就在诸臣都同意拥立福王为帝，迎福王朱由崧进入南京城后，方岳贡、邱瑜等人给史可法写的书信，被送到了南京。
史可法为人正直顾全大局，看着书桌的信件，心里面翻江倒海左右为难起来。这些信早来一个月，甚至十来天，南京的局面也不至于这样，可现在南京已经有了统一意见，决定拥立福王登基为帝，可偏偏永王以及定王的消息来了。
苍天有眼，先帝的子嗣，被一个舟山守御千户搭救，此时此刻正在来南京的路上，可前几天福王在江北诸将的拥护下进了陪都南京，不日就要将登基。
江北诸将的心思他知道，福王上位他们有“定策拥立从龙”之功，各种封赏爵位已经有了预期，此时先帝子嗣前来，处理不好就是一场血雨腥风，史可法不敢深思，他抛开个人恩怨没有联系东林党的同僚，而是找到拥立福王的马士英商议如何解决。
马士英与阮大铖交际较深，虽然有“阉党”嫌疑，与自己的政见不同，但马士英不想南京变成厮杀的战场这一点，他是相信的，也只能相信，史可法明白，历史上也是无数次证明验证，定王、永王的消息，此时如果此时被“拥璐”一派知道了，必然要祸起萧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