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安生听到至尊此言，顿时眼露精光，甚至张开嘴深吸几息，这才将激动的心情稍作按捺，然后才又深拜道：“臣深受隆恩，乍擢于朝，以身许国，报此知遇犹且未竟，皇朝典章所见未深，安敢于典选大事轻率置喙！”
“皇朝用典，惩恶扬善，褒功诫罪，民之所欲，政之所施，士之所趋，礼之所存，道之所在，国之所用，万事万物，以人为本。卿勿以老迈而自嫌，礼述三代，士荐当时，并是为皇朝效忠。白首三公，鹤发宰执，亦为皇朝礼士之道。”
熊安生这谨守分寸的态度，虽然让李泰比较满意，但他却希望此老能够更放开一些，不要心存太多的顾虑，让你上你就大胆上，人生能有几回搏？
他之所以如此礼遇熊安生，除了其人在之前的舆情风波中表现积极之外，也是看中了其人在野儒宗的身份。对熊安生的礼遇，也是李泰对于未来大唐用人制度的一次尝试。
相对于西魏北周的关陇合流，东魏北齐的政治格局要更丰富多彩一些，姑且不论勋贵与世族、勋贵与勋贵、世族与世族之间的纠纷冲突，还有一股政治势力比较成气候，那就是恩幸。
恩幸是皇权的伸张，是帝王的权威和欲望在正常的政治格局当中得不到释放与满足的情况下，以一种非常规的形态展现出来的政治现象。所以恩幸的一大特点就是，破坏即定的格局和践踏已有的规矩。
奸邪侫幸在什么时代都会存在，可是当其成为一个现象、甚至一股政治势力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在现有的政治格局之下，皇帝的意愿长期得不到伸张和满足，必须要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
恩幸贯穿东魏北齐始末，但越到北齐后期，对政治的干涉力度越大，和士开、陆令萱之流，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角色。高湛、高纬父子固然过于逆天，但当时北齐的政治格局也着实太过妖异。
首先高湛为了避免两个兄长都不能顺利将皇位传给儿子的教训，生前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自己去做太上皇。这直接就破坏了原本的政治规律，诸如高湛死时，他的同母弟高济便在任所盘算按次序也应该到我了，结果就被后主高纬所毒杀。
而这件事情，其实就等于剥夺了勋贵们投票投机的一次机会。勋贵们是真正掌兵的，你不跟他们讲规矩，那能有个好？
高纬为了维持住自己的威严，那就只能更加的倚仗恩幸，但其实恩幸的权力都来源于他，有什么权力能够制衡勋贵？无非撒泼式的破坏规矩，赌勋贵们不敢鱼死网破罢了。
但是很快就出现了一个绝佳的枪手，那就是高纬的弟弟琅琊王高俨，所谓北齐年纪最小的权臣，但其实这熊孩子从生到死都被安排的明明白白，权了一个寂寞。
高俨因为厌恶和士开、骆提婆等弄权，直接兴兵捕杀了和士开，甚至还率军直堵宫门之外，又因兵少而不敢杀入宫中。他的堂哥、高澄之子高延宗倒是一个实诚人，直接说孝昭帝当年八十人便可杀杨愔，现在有几千人马，那还算少？
事实证明还真的少，当斛律光带着后主高纬来到宫门前的时候，高俨身边的士兵顿时被吓得一哄而散。斛律光直接拉着高俨来到高纬面前，直言他还是个孩子，长大就好了。
这一番骚操作，直接就把皇帝和所谓的权臣的脸都抽肿了，明明白白告诉他们谁是孙子谁是爷。这要是发生在高洋、甚至高湛时期，斛律光一家当时要不喂漳水的鱼鳖，那都埋没了贺六浑的种！
无论斛律光当时是有着怎样的想法考量，但就在这一件事情当中，他的跋扈和软弱便都毕露无遗。
跋扈之处在于天子威严、国法典章统统不被他放在眼中，兴兵作乱、逼宫造反是熊孩子的恶作剧，打一顿就好了。软弱之处在于，局势都到了这一步，皇帝已经是砧板上鱼肉，还是不敢再进一步，幻想着一切仍能步入常态。乾明之变的精髓，他是一点也没学到！
北齐的政治到了这一步其实就已经玩死了，后主高纬通过常规方式已经很难完成对于这一场叛乱的清算惩诫，而这样的权力本来就应该属于皇帝，却因为斛律光等勋贵与其他政治势力的阻挠，使得皇帝这一最基本的诉求都难以伸张。
所以在接下来北周入侵、趁着勋贵大将们都忙于应敌作战之际，后主高纬便开始大力提拔恩幸势力，待到兵危解除之后，便也迅速展开了反杀与清算。之后便是恩幸势力的一家独大，无论晋阳勋贵还是河北世族都争相加入其中。
后三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无论任何政权其内部都少不了两个重要的组成因素，那就是军功勋贵与世族成员，包括如今的大唐朝廷。
通常而言，军功集团们负责开疆拓土、征讨不臣，而世族成员们则负责创制典章、宣达政令，而且这二者都有非常明显的身份特征，故而在政治上就非常容易形成一个个的利益群体。
虽然李泰在崛起的过程当中，就一直比较注意对麾下文武人员多样性的吸收，并不只集中在一个群体。所以一直到目前为止，朝中也并没有出现什么盘根错节的政治联盟，但却并不意味着没有这一隐患，而且还是天然便存在的，那就是以五姓为代表的世族群体。
能够让人强大的，在未来某一天一定会成为一种限制，而且对其越倚重，这限制也就会越牢固。一如北齐政权与晋阳勋贵，而李泰与五姓世族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联系。
他的崛起固然主要还是依靠自身的拼搏，但出身与人脉在他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发挥出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如果他父亲只是洛阳乡里老实巴交的田舍翁李老汉，那么基本上也就杜绝了后续一系列剧情发生的可能。
关东世族们对李泰而言，固然不像是晋阳勋贵之与北齐政权可以直接影响其兴衰存亡，但如果不能有效的加以遏制，未来不久之后，关东世族必然就会成为影响大唐朝廷多样性的一个根本因素。
由于李泰本身便出身于五姓世家，许多常规的打击世族成员的手段不好运用。后世玩梗所谓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发展到他这里那可得是先斩父老乡亲、五服亲属了，那要比尔朱荣还要更加的令人发指。
之前之所以将矛头直指赵郡李氏，固然是因为赵郡李氏本身有取死之道，加上二李之间也没有什么直接的亲属关系。可要是对其他大族一并如此，那就是突破人伦底线了。
李泰之所以费尽心机搞舆情批判，主要针对的还是河北世族，通过舆论给他们定下一个原罪，从而削减他们在人伦道义上的某些豁免权。
比如来年想要惩诫某位亲戚，便可以说当年河北舆论对你那么抨击，我是不信的，还要对你委以重用，结果你来这一死出，真是该死！换言之你们本来就是一群菜鸡，任用你们已经存了人情在里边，你们仍然做不好，那就别怪我秉公处理。
通过这种舆情的铺垫，让自己免于遭受凉薄、绝情之类的指摘，处于一个道义的高地上，这要比高欢父子唱双簧更加的具有操作空间。
李泰相对于北齐统治者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明确知晓版本答案，那就是想要在军功勋贵和世家贵族之外营造起第三股政治势力，并不需要大力扶植恩幸，建立起科举等一系列的选士制度要更有效，影响也更长远。
科举虽然肇始于隋、成型于唐，但是终隋唐之世都没有达到兴盛的状态，反而一度被世家大族借壳重生、成了其垄断政治资源的新方式。一直等到五代乱世，那些世家大族遭到结构性的毁灭打击，在废墟中重建的北宋政权才被再次发扬光大。
由此可见，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固然有其先进性，但是在不同的时代中也会显现出不同的形态。
李泰本身出身五姓世族，所以他所创建的政权便更加迫切的需要一个完善的典选制度，并且要尽力杜绝这一制度在执行过程中被鸠占鹊巢。
故而他既需要在学术上拥有崇高成就的在野宗师站台，同样也需要一批出身寒庶的官员来监督执行科举制度的运行。否则那就是球证和裁判都是他们的人，拿什么跟他们斗？
熊安生乃是在野硕儒，本身又无门资世祚，但却在学术上拥有深厚的影响力，门徒便足有上千人之多，简直就像是为此量身定做的人选。
尤其是在科举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初期阶段，熊安生这个儒宗的存在能够极大程度的避免科举制度的各个环节被世族进行有意的渗透和绑架，尤其其人还是一位言杀北齐奸臣的老斗士，所以李泰对其期许要远比他自己所想象的还要更大一些。
所谓的白首三公、鹤发宰执，那也都不是纯粹的画饼，如果此老能够抓住其历史机遇、做出恰如其分的配合，李泰当然不会吝啬酬与高位。老猪倌儿公孙弘都能封侯拜相，熊安生这北地儒宗又差在哪里？
熊安生听到这一番嘉勉之言后，一时间就连脸庞都露出激动的潮红，深拜于地，久久不语，哪怕是过了好一会儿，也只是在嘴里念叨着：“臣何幸之有……必为至尊肝脑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