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陈永兴后，我觉得我的牢坐得很吃亏，但是陈永兴轻描淡写得说了一句话：“我是逃出来的。”
我坐了十几年牢，整天想的是怎么立功减刑。这时候的第一反应是：“他是逃犯，把他举报了我就立功了。”
回头想想又不对，我已经出来很久了。
不过，我和这么个逃犯坐在一块，始终不合适，万一被警察看见，再给我来个私通杀人犯的罪名关几年，那可了不得。
我正在东张西望。陈永兴轻轻碰了碰茶杯说：“别回头看，一会我说跑，你就跟着我往楼上跑。”
我说：“我干嘛跟着你跑啊。我又没犯事。”
陈永兴根本没给我置身事外的机会，把孩子一把塞到我怀里，然后使劲攥住我的胳膊，他的手劲真大，简直不减当年。我现在上了点岁数，根本禁不住他这么来。只能踉踉跄跄跟着他上楼。刚跑到拐角处，就听见下面有人喊：“他往楼上跑了。”
我心里一阵庆幸，庆幸那人说的不是：“他俩往楼上跑了。”看来，我还没被人当成陈永兴的同伙。
茶楼上面是住宿的单间，一条走廊，两排小门。
陈永兴边走边脱衣服，全身上下脱得赤条条。然后一脚踹开一间房门，把我拉进去，伸手就开始扒我的衣服。
没人愿意被别人扒光，即使对方也是个大老爷们。我拼命反抗，但是无济于事。陈永兴扒掉我的衣服后，开始一件件穿上。
我怎么也是干部子弟，有文化有身份。实在受不了赤条条站在地上。无可奈何，我只好捡起陈永兴的衣服穿上。
陈永兴穿戴好，很满意的看着我。
我问他：“你这孩子怎么回事？你又是怎么回事？你这是要干嘛？”
陈永兴只是笑着看了看我：“既然你到过那座山，我就会再来找你的。等我消息吧。”
我还要再说话，陈永兴已经抱着孩子从窗户跳下二楼。顺着茶馆后面的小巷翻墙越户得溜走了。
随即房门被撞开，我被一群便衣摁倒在地。
我大叫：“我是人质，我被刚才那个人劫持了。”我留了个心眼，没说陈永兴的名字，不然不好解释为什么我会认识他。
便衣们抓着我的头发把我脑袋提起来。确认了我的确不是陈永兴之后，都有点丧气。其中一个人很生气得打了我一嘴巴。
我什么时候受过这气？就算是坐牢的时候看守对我也是客客气气的。我大喊：“我叔是柴建功，你敢打我？”
显然，我叔叔的名字他们是听过的。抓着我胳膊的两个人不由自主得松开我。其中一个貌似是他们的头头，问其他人：“你们认识他吗？”
这些人都摇摇头，其中一个说：“管他是不是呢。柴建功怎么了，难道咱们还怕了他？”
那个头头说：“柴建功人脉很广，能不得罪，最好还是不要得罪。这样，小赵，你去给姓柴的挂个电话，说话客气点。”
一个年轻的便衣转身跑出去了。
我在旁边听得满肚子问号：“这些都是什么人啊。”
过了一会，那个小赵跑回来，冲那头头点头说：“确定了。是真的。”
那头头向我敬了个挺应付的礼，说：“不好意思了，兄弟，有机会再见。”
打我的那人也跟着敬了一礼，但是什么话也没说。
这俩人太傲慢了，打了人随便说两句这种场面话就可以了吗？但是现在他们人多势众，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干笑了两声，下楼就走了。
回到家我问我叔叔那些人是谁。叔叔只是说：“干好你该干的就行啦。不相干的不要去搀和。”
这话说的，是我愿意搀和的吗？
接下来的日子，我照样在街上闲逛，不过目的不再那么纯粹了。我时刻留意着陈永兴是不是在什么地方给我留了暗号。但是每天都一无所获。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一月有余。那天我正在家里看书。突然来了两个人，点名要来见我。
我意识到可能是陈永兴的消息到了。不过这么明目张胆得送消息，有些太匪夷所思了。
一问之下，发现那两个人原来是某某大学的。这大学听名字就不怎么样，但是好歹也算是大学。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学校教历史。
我很诧异，怎么了就让我教历史？
那两个人就开始说恭维的话，什么见解独到，什么文笔犀利。
我说：“打住，怎么回事？你们确定没有找错人？先不说我没什么见解，就算有，你们怎么知道独到不独到？”
那俩人拿出一张报纸来，说：“这位柴先生不就是您吗，我俩也是打听了很久才打听到的。上德寡居，佩服佩服。”
我接过报纸来看，呵！还是个知名刊物。再看那篇文章，分明就是那天我在茶馆随性写的。我不记得我投稿来着啊。
突然我明白了，这稿是陈永兴投的，当初我把稿子放到上衣兜里，后来他又穿走了我的衣服。
这就是他给我的暗号！
想到这里我很激动。不过这种激动并没有眼前的激动强烈。因为即使找到陈永兴，也不过是了解一桩怪事而已。而现在，有一个当大学老师的机会摆在我面前。
我当即就答应了。第二天就坐车到了那个破大学。包吃包住，当起人民教师来。
说实话，一开始我还惴惴不安，我只是个刚放出来的政治犯，在牢里读了几本史书，就这水平教学生，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后来和同行接触多了我就释然了，他们水平比我还差。经历了十年知识荒，我这种半道出家的人都算有大学问的。
既然被人捧着，我就得加把劲不让人失望，于是我当真研究起历史来。这么一研究，我就觉得我这性子做学问最合适不过了。随着成果越来越多，职称也越来越高。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我在那个大学教书教了一个星期不到，我家就频频给我捎信，说有个女士来找我，已经来了三四趟了，我最好能回去看看。
于是我请了个假，上午回家，下午的时候那女士又来了。
我一看见她就乐了。这不是文工团的郝华吗。
我又到上次那茶馆。和郝华面对面坐了叙旧。
郝华说自从我们被调走后，她是日等夜等，始终没见我们回来。后来她们团被划给别的师。
过了些时候，她听说我们师在哪哪驻扎了，于是她顺着师的番号回去打听着找我。结果发现师里的人她一个也不认识。这支部队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了。再过了些时候，她就复原了。
她复原之后由于有文工团的经历，很容易就被分到了报社。恰恰就是刊载我文章的那一家。
郝华说，她看见我的名字的时候也是很激动。按照邮戳上的地址找到北京来。然后在北京漫无目的得托人打听。好容易打听到我，结果我已经出门去教书了。
我听得心里热乎乎的。问郝华这几年过得怎么样。有孩子没。
郝华说，没孩子，结过一次婚，不过离了。
其余的不用多说，总之我俩在北京城转悠着玩了几天，关系就算定下来了。又过了几年，有了莉莉。
其实那天我俩在茶馆喝完茶之后，我就说起陈永兴的事来。郝华劝我别掺和他的事，陈永兴是杀过几万人的大魔头，谁知到他会再干出什么事来。
但是我觉得陈永兴虽然神神叨叨的，但是看着不像是个坏人。而且我很想弄清楚当年的事，也算是给罗小武的母亲一个交代。这两年我一直没脸见她。虽然她来过我家很多次，说小武连累我坐牢了，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郝华拧不过我。于是陪着我从报社里翻出寄稿的信封来。然后打着我叔叔的名头，要求邮局帮我查这是从哪寄来的。
郝华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我是柴建功的侄子，吃惊不小。这种感觉让我有些飘飘然。
最后一级级查下去，一直查到北京和河北交界的一个小县城。那里的工作人员一听说我叫柴少荣。还没等我亮出柴建功侄子的身份来，就说：“啊，对，就是你。等你一个礼拜了。”
我说：“怎么的？莫非有人找我？”
那工作人员在架子上找了一会，递过来一个信封，说：“不是人，是信，一个礼拜前寄来的。”
我看见那信封上写着柴少荣三个字。打开一看，第一行字就是：“能找到这来，看来你文采不错，那稿子被录用了。我是陈永兴。”
这封信很短。简明扼要得讲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当年军中那场袭杀，疯的不是他和手下的三千士兵，而是其余的那几万人。他们已经不能再被称为人，为了民族大义，他不得不下令开枪。被捕后，陈永兴只能装疯，给自己争取点时间。
第二件事是：当日怀中的孩子是陈永兴的儿子。孩子的母亲给他起名叫陈明拾。不过，现在这孩子只能暂时放在一个远方表叔那里。表叔姓程，如果日后我见到了，希望照顾着点这个孩子。
第三件事是：陈永兴决定回到当年的荒山，了却一些旧事。至于荒山在哪里，只字未提。
第四件事是：那天的便衣最好不要惹，惹不起。
信的末尾说，如果没死的话。他还会再找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