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三少年跪地对月，从左依次报名：“我叫刘曼，今年16岁。我愿意认杨景为大哥，认陈玉香做妹妹，永不后悔！”
杨景跪在中间，双掌合指感动地说道：“天在上，地在下，本来刘曼与陈玉香是我恩人。而今晚月圆花好人更好。杨景我愿意做大哥，一定尽我所能保护好两个妹妹！”
陈玉香说：“杨景哥哥在上，刘曼姐姐在上，受小妹一拜！”
三少年合十礼（又称“合掌礼”），月下结为金兰。
那年刘曼16岁，杨景16岁，陈玉香15岁。
次日，陈玉香帮母亲营业完早餐，收拾碗筷后，也就急急忙忙地向着杨景的马棚赶去集合。
当陈玉香到达马棚时，只见刘曼端着一碗粥给杨景送来。杨景双手接过，手里捧着这碗粥，感触深动地说道：“古有韩信得一老妈妈一饭相赠，并有‘一饭千金’的典故。今受小妹米粥之恩情，来日我杨景有成就之日，定当涌泉相报姑娘！”
三个少年一起在马棚里商量着怎样安排杨景乘船回家。280多公里的水路，这张船票需要一块大洋，还不包括五天五夜在船上的三餐米饭钱。
这对于两个小女孩来讲，一块银元也是个天文数字喔！如何才能凑上这个数，摆在她们面前的只有一个办法――向父母亲讨要去。但问题又来了，该怎样向父母亲开这个口呢？理由是什么？凭什么要救济一个陌生的过路人？用什么方法，也同样使父母亲去同情一个过路人？怎样才能让父母亲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而献爱心呢？
首先是，刘曼，陈玉香各自回家，把储蓄罐一刀破开，把逢年过节，长辈赏的压岁钱和平时攒下的零食钱都拿出来。但是，两个人的零钱加起来也是寥寥无几，还差一大载(一个铜片换10个明钱，一块大洋换560个明钱，56个铜片换一块大洋)。
两个少女又走到当铺，义无反顾地将头上的银发钗典当了。两人怀揣着几个铜板交给杨景。
于是，三个小少年在马棚里蹲下数钱。还差12枚，怎么办？在当时福州省城，一碗锅边糊5个明钱，两碗卖一个铜片。那么按卖锅边糊来折算，得卖24碗。
“不怕，走，去码头。”杨景说着手一挥，领着两个少女直奔台江码头去扛包。
装船卸货都在台江码头，这种苦力活还是有的。但在清朝期间，曾经省会一度为了防止人口膨胀，防止外地流浪者汇集，为了稳定市区治安管理，当局海运码头有条文规定：
为了解决当地剩余的劳动力，码头用的员工必须是本地人，船主税收可以减半。这样一来，船主喜欢雇佣当地人，税收减轻，无形中利润空间增大了。
码头有专门设报收临时工的“服务站”，到服务站领块木牌，每块木牌上有编制号码，工人挂在脖子上，由带班工头领着队伍上大船卸载搬砖。因为搬砖最苦，工钱也最高。
会说本地福州方言者优先。刚好杨景身边站着的两位少女，都是地地道道的省城户口人，杨景装扮哑巴，混进临时工队伍排队。由刘曼用方言牵着杨景的手，扮成兄妹关系，进服务站报上名，领来木牌后，挂在“哑巴”杨景脖子上，直接开工。
午后，秋末的台江码头，正是涨潮时间。好大的台风阵阵吹来，不停地吹卷起江水浪头，层层翻滚。
浪头翻滚着撞击着油轮，拍打着货船，杨景站在船上，总感觉身体跟着船身波浪起伏，摇摆不定，很不适应，有晕船呕吐的感觉。但为了回家得挣路费，他也得咬紧牙关，拼命搬砖，紧跟工友队伍，上船下船，来回不知不觉有上百趟了。
傍晚，天色也渐渐黑下来了。工头按每人脖子上的字牌号码，把他们带到服务站交字牌，以一船的货价，按人头分摊，领一天的工钱。
从当午到傍晚，半天时间，到手是五个铜片，虽然累点，但杨景脸上很是开心。
如果在农村的谟武，砍柴得花三个整工，才会挣得五个铜板。
杨景手里捏着五个铜片，在路边摊位上买了两条熟地瓜当晚餐，就快步地去刘到曼家附近的马棚了。
次日清早，他又去码头排队搬了一天砖，挣来十个铜钱。晚上高兴地跑来向刘曼和陈玉香汇报喜讯，差的十二个铜钱挣到手了！回家的船票有指望，明天可乘船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