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农民力量进行了深入探究之后，罗越的思绪进一步陷入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对于农民而言，究竟是种田好，还是打猎好？这看似简单的选择，实则蕴含着文明发展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从人类历史的早期来看，打猎曾是人类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猎人穿梭于森林与草原之间，凭借着敏捷的身手、对猎物习性的了解以及简陋的武器，追逐着野兽。打猎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的即时性，当猎人成功捕获猎物时，能够迅速获得大量的食物，尤其是在捕杀大型动物时。在一些以狩猎为主的原始部落中，如北美洲的印第安部落，那些技艺高超的猎人备受尊敬，他们的狩猎成果不仅养活了自己的家人，还能与部落成员分享，维系着部落的生存与团结。
然而，打猎也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猎物的数量受自然环境、季节变化以及动物迁徙规律的影响很大。在猎物稀缺的季节或者地区，猎人可能面临长时间的饥饿。而且，随着人类人口的增长，单纯依靠打猎获取食物变得越来越困难。过度的狩猎还可能导致某些物种的灭绝，进而破坏生态平衡，最终影响人类自身的生存。
与之相对的是种田这种食物生产方式。种田意味着人类开始对土地进行长期的投入和改造。农民们精心照料着庄稼，从播种、除草到收获，需要经历漫长的周期。与打猎相比，种田的初期收益相对较低。农民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土地上，而且要等待数月甚至数年才能收获成果。但种田的好处在于其稳定性。一旦农田建立起来，并且掌握了相应的农业技术，在正常的年景下，农民能够较为稳定地获得食物产出。
在古代中东的新月沃地，当人们开始选择种田时，这一决定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文明模式。人们围绕着农田建立起村庄，逐渐发展出了定居生活。这种定居生活促使人们发展出了更多的技艺，如陶器制作用于储存粮食，纺织技术用于制作衣物等。农业的发展也使得人口得以增长，因为农田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随着人口的增多，社会分工开始出现，除了农民之外，还出现了手工艺者、商人等职业。这种基于种田的文明模式逐渐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包括政治体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发展。
在中国，选择种田的农民们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他们以家庭为单位，世世代代在同一片土地上劳作。这种农耕文明强调家族传承、土地的重要性以及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农民们通过精耕细作的方式，不断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粮食产量。他们修建水利工程，抵御自然灾害，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农业文化。农耕文明也孕育出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如儒家思想中对家庭伦理、社会秩序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源于农耕社会的结构特点。
然而，种田并非没有挑战。农民需要面对自然灾害的威胁，如洪水、干旱、蝗虫灾害等。这些灾害可能会在瞬间摧毁他们一年的劳动成果。而且，种田需要一定的技术和知识储备，从土壤的肥力管理到作物的病虫害防治，都需要农民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
对于农民来说，选择种田还是打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理环境下，有着不同的考量。在一些地区，如欧洲的北部森林地区，由于森林资源丰富，猎物众多，打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当地居民获取食物的重要方式之一。同时，他们也逐渐发展出了半农耕半狩猎的生活模式，既种植一些适应本地环境的作物，如燕麦等，又依靠打猎补充食物来源。这种混合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打猎和种田的优点，既保证了食物的相对稳定性，又能在打猎中获取肉类、皮毛等其他生活资源。
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这两种选择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选择打猎为主的文明往往更加注重个体的技艺和勇气，部落成员之间的平等性相对较高，因为每个猎人都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取食物。而以种田为主的文明则更倾向于集体协作，如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等都需要集体的力量。这种文明也更容易形成等级制度，从土地的所有者到普通农民，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
从文化角度来看，打猎文明的文化往往充满了对自然的敬畏和神秘主义色彩。猎人需要与自然环境密切接触，他们对动物的习性、自然的变化有着敏锐的感知。这种文化在艺术表现上，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对动物形象的刻画、对狩猎场景的描绘以及与狩猎相关的神话传说中。而种田文明的文化则更多地围绕着土地、家族和丰收展开。农民们祈求土地的肥沃、神灵的庇佑以获得好的收成。他们的文化在艺术形式上表现为对田园生活的赞美、对家族传承的重视，如中国的田园诗、家族祠堂文化等。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现代社会中这两种选择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一些发达国家，虽然农业仍然是重要的产业，但已经高度机械化和工业化。农民的角色更像是农业产业的经营者，他们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种田，同时，打猎更多地成为一种休闲娱乐活动，受到严格的法律法规的限制。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有部分农民在传统的种田模式下艰难求生，同时，在一些偏远山区，打猎虽然被禁止，但在历史上形成的狩猎文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
罗越意识到，无论是种田还是打猎，它们都是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理环境下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做出的选择。这些选择塑造了不同的文明形态，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文化内涵以及社会结构。对于农民个体而言，这一选择不仅仅是获取食物的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传承的载体。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在传承这些古老文明的基础上，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这也让罗越对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他深知每一种文明模式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而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是关键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