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冯道的一切我们就此打住，接下来我们再把话题回到此时的宋朝宰相薛居正的身上。
薛居正(公元912年—公元981年)，字子平，开封人，后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进士，在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前他已经官居后周的刑部侍郎，赵匡胤称帝之后他被迁为户部侍郎。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五十一岁的薛居正又被迁官为兵部侍郎，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从此以兵部侍郎之职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在此处是动词，而非名词） ，也就是说他成了人们口中的“副宰相”。
在此期间，薛居正受命监修《五代史》，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旧五代史》。修史这种事通常都是由当朝宰相来负责，然而宋朝这时候的宰相叫赵普，让他去修史书实在是有些为难他，于是薛居正代为行使了一把宰相的职权。赵普被赵匡胤罢相后，薛居正官拜门下侍郎兼平章事，他由此正式成为了宋朝的正牌宰相从而进入了自己官宦生涯的巅峰。赵光义登基之后，薛居正除去旧有的官职外又被加封为尚书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赵光义平定北汉后薛居正又被晋封为司空。公元981年，赵匡胤过世五年后，薛居正因为长期食用丹药而毒发身亡。
薛居正生于后梁，卒于北宋，他的人生贯穿于整个五代，如果说冯道是五代的活化石，那么薛居正就是一块见证了中国从五代乱世步入宋朝大治的活化石。就是在那样的一种皇帝轮流坐的乱世之中，薛居正先是考中了进士，然后在朝代的不断更迭中让自己的官职一步步地获得了晋升，直到最后位极人臣光宗耀祖。我之所以说他做人比冯道还要成功，原因就在于冯道在后世因为其先后侍奉过十几位皇帝而饱受诟病，但薛居正却在后世却备受尊崇。可是，薛居正就忠于他的君王了吗？他又忠于赵匡胤了吗？
我们为什么要在赵匡胤驾崩以及赵光义继位的这个时空的连接口特意详细地提到冯道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那就是我们想通过讲述冯道的官宦生涯来了解近百年以来士大夫们的生存环境以及他们在面对皇位更迭之时的立场和态度。对于他们来说，皇位更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且身处这个乱世也没有什么传统礼法可言。他们也只信奉强者为王的信条，不管你有没有资格当皇帝，只要你能够把皇位抢到手，那么他们就立马向你磕头高呼万岁，哪怕你的皇位沾满了上任皇帝的鲜血。
诚然，赵匡胤在这十六年的帝王生涯里试图重塑封建礼法体系和君臣之道，但积淀百年之余毒岂是那般轻易就能根除的。有鉴于此，我们现在就能够明白为何赵光义的登基称帝并未遭到来自大宋文官集团的任何阻力。除此之外，我们是否还能从薛居正的身上另外再看出点什么东西呢？
作为宰相，作为宋朝此时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赵匡胤突然驾崩之后，薛居正无疑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可是他没有为赵匡胤的皇长子赵德昭争夺皇位，而是迅速拜倒在了赵光义的脚下从而继续高官厚禄尽享富贵。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这一套千年以来被士大夫们所遵崇的国君继承制度在赵匡胤死后并未被遵守和执行，如果赵匡胤没有儿子，那么赵光义的继位将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可事实并非如此。这说明了什么？是赵光义的权势太大让薛居正不敢反抗吗？还是说他本就是赵光义的政治盟友？
有一点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那就是在赵光义和赵普的那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最终受益的人可不止是赵光义一个人。赵普罢相之后薛居正就正式接替了赵普的位置成了宋朝的宰相，可赵普在失败之后把所有的怨愤和罪责都记在了赵光义的头上，对于接替了他宰相之位的薛居正却没有任何怨言，这只能说明薛居正是一个深藏不露的政治高手。
在史料里我们找不到有关于薛居正和赵普之间有过什么矛盾和争斗的记载，在当时的顶级官场上与赵普公开唱反调的人是卢多逊，另一个人在史料里没有提及（也不敢提及），但那个人无疑就是赵光义。之前说到过赵光义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高人，即使要动手也是在幕后操控他人，他自己手上从来不沾血，可事实上薛居正比赵光义还要高明。
在那场权力斗争中，薛居正不但是除赵光义之外的最大得利者，而且还两边都不得罪，他的所为简直可以堪称一个如何在权力斗争中明哲保身的经典案例。他看似什么也没做，可最后他却获利最多且代价最小。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当初是赵普赢了赵光义，那他薛居正同样可以做到毫发无损，在这风高浪急的权力场他薛居正从来不湿鞋。对此，我只想说这应该就是薛居正在五代的乱世里所练就的一身令人不寒而栗的深厚内功。
要了解薛居正的为人以及处事原则其实很简单。不知道有人是否知道他的大作《势胜学》，在这篇文章里他开篇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不知势，无以为人也。势易而未觉，必败焉。另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就是：势者，利也。人者，俗也。
这两句话概括起来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或许也正是薛居正想要在这篇文章里所表达的中心思想以及他想要传递出来的人生哲学或为官之道。
我在这里把《势胜学》的全文抄录于此，有兴趣的可以细读。客观地说，这是一篇讲述如何在纷乱的世俗争斗里安身立命的好文章，但这篇文章或许会让文天祥和史可法这一类人嗤之以鼻甚至是大肆批判，但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烦请各位自品。
《势胜学》：不知势，无以为人也。势易而未觉，必败焉。 察其智，莫如观其势。信其言，莫如审其心。人无识，难明也。君子之势，滞而不坠。小人之势，强而必衰。心不生恶，道未绝也。 未明之势，不可臆也。彰显之势，不可逆耳。 无势不尊，无智非达。迫人匪力，悦人必曲。 受于天，人难及也。求于贤，人难谤也。修于身，人难惑也。 奉上不以势。驱众莫以慈。正心勿以恕。 亲不言疏，忍焉。疏不言亲，慎焉。 贵贱之别，势也。用势者贵，用奸者贱。 势不凌民，民畏其廉。势不慢士，士畏其诚。势不背友，友畏其情。 下不敬上，上必失焉。上不疑下，下改逊焉。不为势，在势也。 无形无失，势之极也。无德无名，人之初也。 缺者，人难改也。智者，人难弃也。命者，人难背也。 借于强，谀不可厌。借于弱，予不可吝。人足自足焉。 君子怜弱，不减其德。小人倚强，不增其盛。时易情不可改，境换心不可恣矣。 天生势，势生杰。人成事，事成名。 奸不主势，讨其罪也。懦不成势，攻其弱也。恶不长势，避其锋也。 善者不怨势劣，尽心也。不善者无善行，惜力也。察人而明势焉。 不执一端，堪避其险也。不计仇怨，堪谋其事也。 势者，利也。人者，俗也。 世不公，人乃附。上多伪，下乃媚。义不张，情乃贱。 卑者侍尊，莫与其机。怨者行险，仁人远避。不附一人，其祸少焉。 君子自强，惟患不立也。小人自贱，惟患无依也。 无心则无得也。无谋则无成也。 困久生恨，其情乃根。厄多生智，其性乃和。无困无厄，后必困厄也。 贱者无助，必倚贵也。士者无逊，必随俗也。勇者无惧，必抑情也。 守礼莫求势，礼束人也。喜躁勿求功，躁乱心矣。 德有失而后势无存也。心有易而后行无善也。 善人善功，恶人恶绩。善念善存，恶念恶运。以恶敌善，亡焉。 人贱不可轻也。特贵不可重也。神远不可疏也。 势有终，早备也。人有难，不溃也。
总之，薛居正这个人或许可以称之为君子，但他绝不是文天祥和史可法之类的烈丈夫。另一个与薛居正的类似的人是沈义伦，在赵匡胤驾崩之时他也是宋朝的宰相，位次居于薛居正之下。不过，与薛居正所不同的是，沈义伦在赵匡胤当节度使的时候就已经是赵匡胤的节度府幕僚，他几乎与赵普在同一时间进入了赵匡胤的幕府并掌管赵匡胤治下领地的财政大权。可以说，沈义伦是赵匡胤的早年亲信，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同样没有为赵匡胤的儿子争夺皇位的继承权，他同样迅速拜倒在了赵光义的脚下。
这两位宋朝的大宰相在这个时期的表现和反应说明了什么？仅仅只是说明了他们懂得识时务或是贪慕荣华富贵而支持赵光义吗？绝对不是，他们选择赵德昭当皇帝同样可以有拥立之功，可他们选择了赵光义。于是，有一个推断就有可能是真实的，那就是这两人确实跟赵光义早在扳倒赵普的时候就成了政治盟友。这倒不是说他们甘为赵光义充当爪牙，而是说他们早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赵匡胤真的是被赵光义给害死的，那么这二人应该是没有参与此事的，他们还不至于如此的卑劣和丧心病狂，只是当赵光义把生米煮成熟饭之后他们才不得不被迫接受现实。除此之外，他们还能怎么办呢？他们只是掌管国家行政事务的宰相，而面对已经在开封府尹这个位置上待了十几年且势力盘根错节甚至连赵匡胤都心存忌惮的赵光义，他们难道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赵光义继位吗？即使他们敢这样做，敢于坚决反对赵光义继位甚至不惜用生命为代价去拥立赵德昭，可最后他们的下场恐怕也不过是另一个方孝孺而已。遗憾的是，这二位不是什么烈丈夫，他们是“俊杰”——懂得识时务的俊杰。
要面包还是要气节？要生存还是要毁灭？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适者生存，当一个人无法改变环境就要去适应环境——这是我们如今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薛居正等人也正是这样做的。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也有让自己心安理得的理由：赵光义继位也未尝不可，毕竟皇位还是赵家人的，而且这个新皇帝还是和赵匡胤一母同胞。
至于赵德昭，尽管他是赵匡胤的嫡长子，可谁能保证他就一定比赵光义更适合当这个皇帝？赵光义此时早已是大宋的第一能吏，他的为政经验和政治斗争的经验都是赵德昭所无法企及的，单论个人能力，在所有的皇位候选人当中赵光义是无可争议的综合实力最强的那一位。既然如此，让赵光义当这个皇帝又有何不妥呢？总之，不管是出于形势所逼还是出于所谓的大义，宋朝的宰相们最终都选择站到了赵光义的身边。
至于此时的另一个位高权重的朝廷大员卢多逊，这人早就跟赵光义打得火热。在扳倒赵普的斗争中他更是冲锋在前，他这时候可是巴不得由赵光义来当这个皇帝，如果有人敢于反对，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跳出来为赵光义充当打手。
在史书的记载里赵光义当皇帝是那么的自然而然，这中间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而赵匡胤的皇后宋氏和赵匡胤的两个儿子在这个时候也是集体沉默，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难道真的就没有人为赵匡胤的儿子争取过皇位的继承权吗？这个显然值得怀疑，至少赵匡胤的皇后宋氏对赵光义的继位是心有不甘的，甚至有可能曾经激烈地反对过，可最后她的努力却是一场徒劳。
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测，而这个猜测也是有佐证的，那就是赵光义后来极为刻薄地对待了他的皇嫂宋皇后。尽管在他登基之后他立马就封宋皇后为开宝皇后，但他此后先后两次让自己的皇嫂搬离其居所，而在宋氏过世之后他更是不为皇嫂服丧，甚至让所有的大臣也不得前去为宋氏吊唁。当翰林学士王禹偁因此而上疏直言此事不合礼法的时候，赵光义更是大怒，他下令将王禹偁驱逐出京外放到滁州为官。在为宋皇后下葬之时，赵光义更是不让她与赵匡胤合葬，其灵位更是不得进入太庙，直到后来宋神宗继位时宋皇后的灵位才得以迁入太庙。赵光义如此所为，难道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吗？
在《宋史·太宗本纪》结尾阶段对赵光义的赞辞里，这件事也被列入了赵光义生平的“四宗罪”：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赵匡胤驾崩的当年他将年号由开宝改为太平兴国），涪陵县公之贬死（赵廷美被贬至房州而后速亡），武功王之自杀（赵匡胤的长子赵德昭因为赵光义的训斥而自杀身亡），宋后之不成丧（不为宋皇后服丧）。
不管怎样，无论宋朝的大臣们是迫于形势还是真心拥护，也不管皇族内部是集体拥戴还是反对无效，赵光义最后都迅速地在他哥哥的灵柩前变身为宋朝的新任皇帝。群臣对赵光义三跪九拜之后，一切就此成为定局，他赵光义从此就成了大宋的皇帝。但是，坐上了皇位未必就意味着坐稳了皇位，接下来赵光义要做的就是如何坐稳自己屁股下面的这把椅子，而这件事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好的，但这难不倒大宋帝国曾经的第一能吏、现在的皇帝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