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五代十国时期前蜀重要谋臣，也是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首席智囊。他足智多谋，助王建勇取阆州，在西川站稳脚跟，进而统一两川，奠定了前蜀基业。他有经世之才，是前蜀朝堂上的忠诚辅弼，让国家政务井然，稳步前行。王建死后，后主昏聩，他不顾安危，冒死劝谏，坚守臣子的忠义底线。
他就是以谋略出众、文学才华着称的前蜀司徒公——周庠。
周庠，字博雅，颖川（今河南登封）人，五代十国时期政治家，谋略家，前蜀司徒，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第一谋士。
唐光启年间。周庠任龙州（今四川平武）司仓参军，考核期满回朝时。行至半途，却惊闻前方道路被乱军阻断，无奈之下，只得暂居于绵谷县。周庠偶然听闻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王建的大名，便前往拜谒。王建久闻周庠之名，知晓他学识渊博，才思敏捷，心中对他颇为敬重。如今见周庠亲自前来，自是喜出望外，当即以礼相待，将他奉为上宾，与他促膝长谈，共论天下大势。
此时，杨守亮镇守山南西道，手握重兵，对王建颇为忌惮，屡次召见王建，欲借机除之。王建深知此去凶多吉少，心中十分忧惧。王建不敢去，却又不知该如何应对。
周庠得知此事后，沉思良久，向王建进言说，以如今的形势来看，你如履薄冰，处境极为危险。杨守亮的心思，已经明明白白地显露出来了，他心怀不轨，如果你前往，必定会被他谋害。阆州（今四川阆中）那个地方，位置虽然比较偏远，但是当地十分富裕。杨茂实身为阆州刺史，为人懦弱无能，是陈敬瑄和田令孜的心腹爪牙，他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在当地作威作福，早就失去了当地百姓的拥护。你可以向朝廷上表，公开声讨杨茂实的罪行，然后起兵去攻打他，如此便能一举拿下阆州。这样做，不但能够解除眼前的危机，还能够扩大咱们的地盘，增强咱们的实力。
王建听后，眼中一亮，细细思量，觉得周庠所言甚是有理，当下便下定决心，依计而行。
王建迅速招募溪洞酋豪，集结起一支八千人的队伍，沿着嘉陵江浩浩荡荡而下，直扑阆州。杨茂实平日里仗着有陈敬瑄撑腰，作威作福，毫无防备。面对王建的突袭，顿时乱了阵脚，军队一触即溃，王建顺利攻占阆州，杨茂实连夜逃跑。王建在阆州获取了大量的财富，充实了自己的军队。自此在蜀地站稳了脚跟，彻底摆脱了杨守亮的威胁。
经此一役，王建对周庠更是刮目相看，他自称防御使，奏请周庠为判官，视周庠为心腹智囊，凡事皆与他商议。而周庠也凭借着自己的智谋，初露锋芒，在这乱世之中，开始崭露头角。
王建在阆州势力渐盛，引得周围势力侧目，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更是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陈敬瑄仗着有宦官田令孜撑腰，在西川独霸一方。他见王建在阆州招兵买马，担心其势力壮大后对自己不利，便时常派人暗中窥探王建的动静，还在物资供应、人员通行等方面故意刁难，试图遏制王建的发展。王建心中恼怒，又深知陈敬瑄在西川根基深厚，若贸然与之冲突，胜负难料。一时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周庠知道王建的顾虑，经过深思熟虑后，周庠向王建献计道，西川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幅员辽阔，而成都更是西川的核心枢纽之地。陈敬瑄虽然占据着这么好的地理位置，但他早已失去人心，当地的老百姓长期以来都深受其苦。如今咱们军队在阆州已经休整完毕，士兵们士气高昂，正是大好时机，可以趁机派出军队，直接攻打邛州。邛州地势险要，战略位置重要，而且资源丰富。咱们要是拿下邛州，进一步可以进攻成都，退一步也能够坚守阆州。要是能把邛州当作咱们的根据地，那么成就大业就有希望了。
王建听后，心中豁然开朗，当即拍板决定，依周庠之计，发兵攻打邛州。
王建亲率大军，浩浩荡荡向着邛州进发。邛州刺史毛湘，乃陈敬瑄心腹，拼死抵抗。但王建的军队锐不可当，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攻克数座城池。毛湘陷入绝境，眼见援军无望，城破在即，又不愿投降，最终自刎身亡。王建顺利攻占邛州，在此地招兵买马，囤积粮草，势力愈发壮大。
此时，唐僖宗听闻陈敬瑄在西川的跋扈行径，大为震怒，任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率领大军前来讨伐陈敬瑄，意图重振朝廷威严，恢复对西川的控制。王建审时度势，认为这是一个借力壮大自身的绝佳机会，便主动投靠韦昭度，协助其作战，被任命为行营诸军都指挥使。
然而，这场讨伐战却陷入了僵局。韦昭度本是文人出身，不懂军事，指挥作战一塌糊涂。朝廷军队虽人数众多，但各路人马心怀鬼胎，协同作战混乱不堪。加之陈敬瑄凭借西川的坚固城防，负隅顽抗，战事一拖便是三年，毫无进展。朝廷耗费大量钱粮，却收效甚微，唐昭宗无奈之下，心生退兵之意。
周庠得知朝廷欲息兵的消息，心急如焚，赶忙找到王建，劝说道：“如今战机已现，陈敬瑄已是强弩之末，成都城破就在旦夕之间。若此时退兵，前功尽弃，日后再难有如此良机。主公宜当机立断，劝说韦昭度班师回朝，我军独自留下来，一举拿下成都，统一两川，成就霸业。” 王建听后，深以为然，但又担心此举会得罪朝廷，招来祸患。
周庠看出王建的犹豫，进一步分析道：“如今朝廷衰微，政令不出关中，各地藩镇割据，自顾不暇。我等远在西川，山高皇帝远，即便稍有违逆，朝廷也鞭长莫及。况且，拿下两川，可为百姓谋福祉，成就一方霸业，此乃顺应天命之举。待日后根基稳固，再图大业，亦为时不晚。” 王建听了周庠的一番话，心中的顾虑渐渐消散，决心放手一搏。
王建依计而行，先是设计逼走韦昭度。他故意在军中制造混乱，散布谣言，称军粮被韦昭度的亲吏骆保盗卖，导致军心不稳。随后，王建当着众人的面，将骆保斩杀，以儆效尤。韦昭度见状，吓得肝胆俱裂，生怕自己性命不保，匆忙将兵权交给王建，狼狈地返回了长安。
王建没了掣肘，放开手脚，全力围攻成都。陈敬瑄、田令孜在城中苦苦支撑，却难挽败局。最终，弹尽粮绝之下，被迫投降。王建顺利入主成都，统一两川，为建立前蜀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此一役，周庠的智谋与远见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王建对他愈发倚重，军中大小事务，皆与他商议定夺。周庠也不负所望，继续为王建出谋划策，助力他在这乱世之中站稳脚跟，开创霸业。
公元907年，唐天佑四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天下彻底陷入了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王建和李克用、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淮南节度使杨渥拒绝承认后梁皇帝，王建和杨渥还一度移檄诸道，号召兴复唐朝，但没人响应。王建见唐朝已亡，心中不再有顾忌，在成都称帝，建立前蜀政权，史称前蜀高祖。
王建登基后，念及周庠多年来的辅佐之功，对他委以重任，拜他为成都尹，迁御史中丞。周庠凭借着自己的卓越才能，迅速在新政权中站稳脚跟，成为朝堂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公元910年，前蜀武成三年。王建又任命周庠为中书侍郎，授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宰相荣衔。一时间，周庠位极人臣，荣耀加身。他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每日兢兢业业，处理政务，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在他的努力下，前蜀的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
周庠不仅在政治上有着非凡的才能，在文化方面也颇有建树。他自幼饱读诗书，文学素养极高，闲暇之余，常与文人墨客交游，吟诗作对，畅谈古今。在他的倡导下，前蜀的文化氛围愈发浓厚，诗词、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蓬勃发展，众多文人雅士纷纷汇聚于前蜀，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蕴。
然而，王建在位后不久，前蜀的政治局势逐渐变得复杂微妙起来。
王建逐渐沉迷于享乐，对朝政的把控有所松懈，朝中各方势力暗流涌动，争权夺利之事时有发生。但周庠始终秉持着一颗忠诚之心，坚守正道，尽力维护着朝堂的稳定。他一方面巧妙地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化解矛盾冲突；另一方面，不断向王建进谏，劝他重拾勤勉治国之心，可惜王建大多时候只是听听而已，并未真正付诸行动。
在这一时期，史书对周庠的作为就没有了记载。或许是周庠在政治斗争中采取了相对低调或中立的态度，逐渐退出了权力核心圈子。或许是因为前蜀所处的地区也历经了多次战争和政权更迭，大量的历史文献在战火中遗失、损毁。
公元918年，前蜀光天元年。王建因病驾崩，其子王衍继位，是为前蜀后主。王衍自幼生长在富贵温柔乡中，生性奢靡浮华，继位后更是变本加厉，贪图享乐，不理朝政。他整日与佞臣内给事王廷绍、欧阳晃、李周辂、宋光葆、宋承蕴、田鲁俦等人混在一起，将这些人封为将军及军使，任由他们干预政事。这些人凭借着王衍的宠信，骄纵贪暴，为所欲为，卖官鬻爵，搜刮民脂民膏，搞得朝堂乌烟瘴气，百姓苦不堪言，前蜀的国势也因此急转直下。
周庠见此情景，心急如焚，多次向王衍恳切进谏，言辞激烈。然而，王衍却对周庠的劝谏充耳不闻，依旧我行我素，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王衍欲耗费巨资在宫中大兴土木，修建奢华宫殿，以供自己玩乐。周庠得知后，不顾年迈体弱，匆忙进宫，当面劝阻王衍：“陛下，当下民生艰难，百姓尚在温饱线上挣扎，此时大兴土木，耗费无数钱财人力，恐会引发民怨沸腾，动摇国本。望陛下收回成命，将钱财用于赈济百姓，改善民生。” 王衍听后，心中不悦，不耐烦地挥挥手，说道：“朕乃一国之君，享受些又何妨？爱卿不必多言，此事朕已决定，退下吧。” 周庠见状，悲愤交加，却又无可奈何，只得黯然退下。
尽管王衍对周庠的劝谏置之不理，但周庠并未因此而放弃。他深知自己身为前朝老臣，肩负着先主的重托，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前蜀走向灭亡。在朝堂之上，他屡屡与佞臣们据理力争，试图遏制他们的胡作非为；在私下里，他又多次向王衍举荐贤能之士，希望能为朝堂注入一股清正之风，挽救日益衰败的国势。
然而，周庠的努力终究未能扭转乾坤。王衍的昏庸无道，佞臣们的专权乱政，使得前蜀的政治腐败到了极点，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百姓对朝廷的不满情绪也愈发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前蜀的灭亡已成为不可避免之势。
不久，周庠因多次进谏忤逆了王衍，被进司徒、同平章事，领武平军节度使。这看似高升，实则明升暗降，被排挤出了朝廷核心权力圈。周庠心中明白王衍的用意，却也并未过多计较，他深知自己已无力回天，长叹一声，不久后便告老还乡，迁左仆射。
公元920年，前蜀乾德二年。王衍任命周庠为永平节度使、云南安抚使，将他遣出京城，表面上仍保有同平章事的荣誉宰相头衔，实则是彻底将他放逐。周庠无奈之下，只得离开京城，赴任途中，他回首望着渐行渐远的都城，心中满是忧虑与悲凉。
抵达任所后不久，周庠便一病不起，最终在这异乡之地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六岁。这位为前蜀的建立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名臣，就这样带着满心的遗憾与不甘，离开了人世。《十国春秋》评价他：“周庠参赞帷幄，雍容风议，直言无隐，卒秉国钧，殆所谓社稷臣者非邪！”
纵观周庠的一生，称得上是忠臣良相的典范。
他辅佐王建，从一介刺史逐步崛起，成就帝王霸业，此等功绩，不可谓不卓着。在那个 “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 的时代，周庠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精准地把握战机，为王建制定了一系列高瞻远瞩的战略规划。从攻取阆州摆脱困境，到占领邛州奠定根基，再到力劝王建独取成都、统一两川，每一步都彰显着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果敢的决断力。若无周庠，王建或许难以在蜀地站稳脚跟，更遑论建立前蜀政权，成为一方霸主。
前蜀建立后，周庠身居高位，却并未因此而骄奢淫逸、专权跋扈。他心怀天下苍生，心系国家发展，积极投身于政务之中，致力于改善民生、整顿吏治、推动文化繁荣。在他的努力下，前蜀的百姓得以在乱世中享受片刻的太平，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文化艺术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诗词歌赋、绘画书法等领域人才辈出，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使得蜀地成为当时华夏大地上为数不多的文化绿洲。
然而，命运总是充满了无奈与悲哀。随着王建的离世，前蜀后主王衍的昏庸无道，让周庠的满腔热血与壮志豪情付诸东流。他虽拼尽全力，屡次劝谏，试图力挽狂澜，却无法改变王朝走向衰败的命运。最终，他在落寞与孤寂中客死他乡，令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