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振邦教授结束了与张启和吴兴川漫长而激烈的讨论，拖着略显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屋内的静谧与适才讨论时的热烈形成鲜明对比，可他的内心仍如汹涌的浪潮，难以平息。
他径直走向书桌，桌上堆满了专业书籍和研究资料，昏黄的台灯洒下暖光，为这片知识的天地添了几分柔和。谢振邦教授坐定，缓缓打开电脑屏幕，开始思考起来。
他手指轻搭在键盘上，望着空白的文档页面，心中五味杂陈。作为一名在生物学领域深耕多年的科研工作者，他深知大众对转基因技术存在诸多误解，而此刻，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必须将真相公之于众。
他深吸一口气，开始写作一篇文章。
“我在之前的一系列科普文章中指出，转基因是非常成熟的生物育种技术，迄今为止已经研发五六十年之久，安全性在全球科学界没有任何争议。仅在外行里面有所谓的“争议”。
很多人误以为‘科学界说转基因安全，仅仅是因为在过去没有发现有害’。但完全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是从科学原理、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长期科学实践、哲学原理、逻辑推理、常识经验，都全部证明长期使用没有问题，科学界权威机构这才确认转基因没有问题。
世界上所有的啤酒、奶酪都是利用转基因技术生产的，全球人食用多年也未见任何一例可以证实的不安全案例。1989年瑞士政府批准的第一个转牛凝乳酶基因的转基因微生物生产的奶酪，到现在人类已经食用了有33年的历史；1994年，转基因番茄在美国批准上市，迄今28年的历史；1996年，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油菜大规模生产应用，迄今也有26年的历史。这些产品经过几十亿人上千亿份的大规模长期食用，没有发现一例食用安全问题。在实验室里，很多科研人员自80年代就开始长期食用，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用转基因产品去喂养动物，有些动物已经连续吃了至少2000代，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全球的农民用转基因大豆喂养鸡鸭鹅等家禽，也喂养了很多年、很多代，这些鸡鸭鹅的数量也没减少。
我们国家历来是农业技术落后、耕地面积相对缺乏的缺粮国，每年都需要从巴西、阿根廷、印度、美国等国家进口1.5亿吨粮食。一旦进口粮食的通道被西方国家封锁，真的是不堪设想。所以，保障中国的国家粮食安全，是中国最首要的任务。而传统的农业技术，包括杂交都已经走到了尽头，每年充其量增产2％。要保障年增产6％，才能维系人民的需求。大夏国不进口任何粮食当然的最好的，但目前还做不到，所以一方面要扩大进口渠道，一方面要用技术实现增产。
妖魔化转基因技术，为了骂外国‘出气’，就把一种全球科学界都集体认可的技术捏造出种种子虚乌有的“负面”，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最终会导致中国梦破碎。
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怎么样做呢？
我认为是：假话绝对不说，真话不完全说。
假话绝对不说——不妖魔化转基因和一切从事正当贸易行为的企业，绝对不编造关于转基因的谣言。不仅仅是关于转基因，其他世界上任何的谣言、谎言，都不应该去传播。这是人的道德底线。守住底线，就算是一个人。
真话不完全说——有学术检索能力的人都知道孟山都的转基因和其他很多‘问题’其实没有问题。说实话，到了我们这个层次，不论是战斗经验、知识储备、研究方法、还是思维分析能力早就顶级的炉火纯青，什么迷雾都看穿了，几乎没有任何谣言能干扰到我们。但也不用闲得慌专门开长篇替孟山都辩解，因为孟山都毕竟是我们中国的竞争对手，孟山都这家企业太强大了对中国没有好处。
记住：我们不必给孟山都辩解。
这样做了，就最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我们同时要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抵制转基因，只能是让孟山都这样的外国企业受益。
最让我们国家科学家脸红的是，中国大北农科学家发明的转基因技术，由于反转人士的无理抵制，在大夏国自己的土地上不能种植应用，只能被迫到几万里外的阿根廷去种植。
阿根廷农民，他们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他们拿着大夏国科学家耗尽心血钻研出来的技术，轻轻松松种植出来的产品再高价卖给中国人。大夏国人尴尬的花费巨额的外汇从阿根廷人手里买东西，还要忍受外国佬的嘲笑。
我也与农业机关的一些负责人聊过。他们向我表示，其实网民担心的‘留种权’并不存在。
大夏国政府很早就颁发了具体的转基因管理条例，对中国农民的‘留种豁免制度’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事实上，地球上从来就不存在过生物学意义上的‘不能留种’的转基因种子。所有的转基因种子都是完全可以留种的。
之所以被误解为‘不能留种’，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采用了杂交育种，只有杂交育种才不能留种，第二是一些外国企业为了保护专利有禁止私自留种的法律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在某些国家并不被承认。像印度就不承认这些协议。我们中国政府也是不承认的。
此外，还要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大夏国在转基因研发领域早就实现了高度的独立性。
转基因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技术，大夏国科学家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研发，目前已经获得3000多个专利。在sci论文数量上，与花旗国仅仅差距7篇，很快就可以赶超美国。据了解，中国转基因作物研究水准在国际上与美国并驾齐驱，获得了抗病虫、耐除草剂、耐寒耐盐碱、养分高效利用、优质、高产等重大育种价值基因300多个。转基因技术实现了从局部突破到整体跃升，多项关键技术都获得了重大突破。
也就是说，即使面对孟山都之类的外国企业，只要给大夏国企业政策，立即就可以把外国企业驱赶走。这里有一个很着名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棉铃虫爆发造成我国大范围棉田绝收，于是外国企业垄断了中国市场。后来大夏国科学家奋起，用转基因技术挽救了大夏国的棉花产业，仅仅用了三四年的功夫，不断壮大、高唱凯歌的大夏国企业就占据了国内99.6％的市场份额，几乎把当时所有的外国企业都挤了出去。由于当时中国没有抗拒转基因技术，中国人获得了至少上万亿元的收益。
我又想起我的朋友，清华大学教授赵南元的专项调查工作。他是人工智能的权威，他和他的助手通过专业技术，对网络上积极反转的几百个账号进行了Ip追踪和技术破解、监控，发现它们几乎都来源于海外地区，幕后的黑手就是境外组织。
赵南元教授分析说：
‘21世纪初，中国曾经被认为是在农业转基因领域最有竞争力、最有发展潜力的国家。我们大夏国转基因研发的起步时间并不比美国落后太多，在2000年后，大夏国在农业转基因应用的三个重要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转基因抗虫棉、转植酸酶玉米和抗虫水稻，国际上能有这样成就的国家也屈指可数。如果当时没有遭遇反转运动的冲击，可能我们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技术的跨越，8～10年内就可以彻底扭转依赖大量进口的局面。但是自从2004年绿色和平组织介入，加上境外网军在暗中挑起矛盾和兴风作浪，一切都改变了。’
由于转基因被妖魔化，国家每年损失600～1000亿，18年来已经损失了1.8万亿人民币。而且让社会认知陷入混乱，科学家被舆论暴力迫害而不敢发声，科学界的声誉和国家的声誉都遭受巨大损失。还严重损害了大夏国生物领域的长远竞争力，并影响了国家的人才培养。
业内一位做转基因育种的资深科学家表示，很多学生都不愿意读他的研究生和博士，因为他做出来的品种根本无法应用，学生跟着他做科研不仅发不了论文，将来就业也成问题。还有一位70多岁的山东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说，他已经很多年招收不到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了。
在这样的不公待遇和混乱局面下，中国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摧残。他们中的很多人原本打算一辈子报效国家，可是在国内苦苦挣扎没有丝毫前途，个人的尊严被摧残殆尽，只能去外国人的企业工作。这样的话，中国什么时候才可以实现粮食安全？
我国民间反对转基因十八年来，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仅仅是损失了一些钱，其实不要紧。1.8万亿元的损失虽然很大，但也不是不能承受。但国家和人民的损失，绝非是用金钱所能衡量的，最关键的在于两点。
第一，科学界蒙受不白之冤，士气常年低落。老老实实做科研，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一片丹心的科学家，他们被无端的污蔑、攻击、贬损，人格尊严被践踏。而一些人为了获取流量，借着民粹主义思潮抬头，对科学家展开各种攻击，于是极大扭曲和败坏了社会风气——好人不得好报，流血又流泪。
比如，张启发院士20世纪80年代在国外工作月薪多美金，他却放弃高薪毅然回国，拿的是几十元人民币的低工资。这样一位不为名利的爱国科学家经常被反转团体骚扰和攻击，从此心灰意冷。恶人蓄意煽动民意，喊几句所谓的‘爱国’口号就可以获得大名大利，甚至成为所谓的‘英雄’‘脊梁’。科学家们不怕清贫，也不怕坐冷板凳，但是他们渴望获得尊重。但是在一个丧失舆论理性的地方，这样的渴望成为遥远的梦想。
第二，大夏国国内的反转基因运动造成国家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据赵南元教授的调查研究，中国在21世纪初本有可能利用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生物工程技术提升大夏国农业技术水平。转基因技术一旦产业化，可以把当前的产量提升到6～8％。而传统的杂交技术，仅能最多提升2％产量。
又岂止是产量方面的损失，由于转基因农业领域的失败教训，给国家决策部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于是对进一步创新农业也失去了信心和兴趣。就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农业部门眼看一项创新都如此艰难无法推动，而且吃力不讨好遭受骂名，就不敢继续改革，以至于中国农业生态整体落后于西方。如果说2004年大夏与花旗国在农业领域有30年差距，十八年的反转基因运动让两国间的差距进一步加深。
反转基因运动的胜利，代表了中国的失败。西方势力也从里面尝到了甜头：原来只要通过网军，不费一枪一炮，就可以轻松地拖延大夏的崛起，给我们内部制造巨大混乱，这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持续十八年的反转基因运动，使得我们丧失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最佳良机。而我们国家因为没有解决粮食问题，也一再拖延了解决统一的步骤。早一天解决粮食问题，国家就拥有实施统一的底气和决心。可惜的是，反转基因运动造成的不良后果让这样的底气和决心尚未实现。
可以说，持续十八年的反转基因运动严重的影响中国的综合实力。
教训极其惨痛啊！！！
谢振邦
2014年1月15日夜”
谢振邦教授写完最后一个字，久久未语。
他的手指下意识地在鼠标上摩挲，脑海中不断闪回着自己从事义务科普的这些年。从最初踏入时的满心热忱，到科普道路上遭遇的种种质疑，再到如今面对公众误解时的无奈与急切，无数的画面如潮水般涌来。他深知斗争的艰巨性和必要性，这是一场与民粹组织和境外势力的艰难博弈。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为了我们华夏可以崛起！”谢振邦教授喃喃自语，声音里带着几分疲惫，却又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