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离开皇宫的时候，事情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天启皇帝明显不想和韦宝再商量开放通商口岸和整编合并大明水师的事情。
韦宝回到府邸之后，将经过大致的对吴雪霞，张美圆几女说了之后，也没有什么讨论的兴致，便早早将自己关在了书房中，打算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韦宝对于权谋，其实办法是不多的。
这趟让首辅顾秉谦带头上奏本，也是韦宝岳父张维贤的提议，韦宝自己在仓促之下是很难想到的。
韦宝在现代看过映象最深的明朝电视剧是《大明王朝1566》。
从深层去看懂这部剧主要有两个难点。
第一，是需要一定的历史基础知识。
比如《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周云逸提出的腊月不下雪是“天怒人怨”，这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雍正王朝》开头也是康熙独白——“黄河发大水皆因人事不修，人事不修，上天才会降下灾祸”。
再如《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小阁老说“大船都翻了好几艘”，这是“漂没”，把贪墨的钱说成是因不可抗力导致的损耗，死无对证。
第二，是需要揣摩人物的心思。
人物话中的逻辑跳跃。
因为里面人物的智商很高，其思维往往跳跃性很大。
比如《大明王朝1566》海瑞审郑泌昌。
海瑞：你为什么把沈一石的作坊专卖给织造局？
郑泌昌：圣旨里没叫你问这些吧。
海瑞：你的意思，是皇上叫你这么干的？
郑泌昌：不是。
海瑞：那圣旨里怎么可能有这些。
每个人都是话中有话的。
还是《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
徐阶淡淡说道，“票拟是昨天世蕃兄送过来的”，表面客气，其实捅了严世蕃一刀，昨天才送给徐阶他们看，想干什么？
徐高张说话也是互相捅刀。
比如嘉靖当着严嵩徐阶的面烧了海瑞审出的证词后，徐阶回到裕王府中。
徐阶刚开始故意一句话不说，然后高拱逼问徐阶，当着裕王的面斥责徐阶不敢直言进谏，却惹得裕王怒斥高拱，“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徐阶这时的表情，微微一笑，一副计划通的样子。
然后才说供状被烧谁也没看的事。
接着张居正又捅了赵贞吉一刀，说他首鼠两端，用徐阶的名义给他写信他都不听。
最后高拱为之前责备徐阶赔礼，徐阶回敬了他一刀，“我坐在这个位置，就当受这个责备”。
表面意思是表示自己不在意，言外之意是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是我，你还没坐上来少上蹿下跳。
人物各种心思，话里各种玄机。
韦宝以前第一遍看的时候没在意，看第二遍第三遍，才心领神会。
韦宝在现代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根本没机会接触上层社会，所以只能依靠看电视剧揣摩一些事情。
只能看见每个人的言语行动，去揣摩这些人的心思。
《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嘉靖问严世蕃娶九房姨太太的事，大家都以为严世蕃要倒霉，结果嘉靖来了一句“好汉才娶九妻”嘛。
嘉靖为什么这么做，在韦宝看来是敲打一下又不敲打过分了。
提醒他把柄始终捏在嘉靖手中。
因为娶九房姨太太这事是可以定罪的，这是威；而之后嘉靖又替他圆回来，对手就不好再以此追究他的罪，这是恩。
韩非子说帝王要讲求“势”，要高深莫测，不让别人猜出你下一步要做什么。
嘉靖玩这个已经玩到随心所欲，想来就来的地步了。
优秀的剧，每个人都是有价值排序并围绕价值构建出一个逻辑体系的。
每一句话也是能传递出很多信息的。
这些信息有的在通常思维之内，有的在通常指思维之外，后者需要其他知识和信息来支持填充以获取。
有的信息在显眼处，这是说给大家听的，有的信息在不显眼处，这是说给有心人明白人听的。
表达真心的关键词藏在不显眼的位置。
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明褒暗贬，各种套路深的很。
“票拟是昨天世蕃兄送过来的”，这话通常的重点在于“严世蕃送来的”，尤其是徐阶说话时的神态看起来很恭谨，但实际上徐阶想表达的第二层意思是最易被忽视的时间——“昨天”。
票拟应该由内阁共同商议，昨天才送给徐阶他们，明显让徐阶他们准备时间不足。
这是戳穿了严世蕃他们的小心思，也为徐高张昨天为什么不反对反而今天在御前会议发难做解释，与后面那句“看过不等于核实过”遥相呼应。
“我坐在这个位置，就当受这个责备”表面上强调“当受这个责备”，实际上强调的是“我坐在这个位置”。
《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高度总结了封建王朝的政治现象。
这部剧难看懂的原因在于其高度总结性。
一个对中国历史没有深度了解的人，如果直接看历史着作，可能觉得味如嚼蜡。
可是当自己深入发掘了解历史后，再回头看大师的着作，就意识到自己发掘了解的东西早就被精炼的总结过了。
这便是学习由繁入简的过程。
想要最好理解大明王朝中对封建政治的演绎，韦宝觉得配合这一系列回答观赏效果最佳。
为什么嘉靖对钱盯的这么紧，为什么宫中贪了那么多钱，嘉靖却只是做做样子，不必深究。
德宗为什么如此爱钱。
简单地解释，就是他财迷，加上脑子不好。
讨论明朝万历皇帝贪财一样，要么说他心理变态了，要么说他受小商之家出身的妈妈影响，总之就是不正常，随便换个正常人上去都比他强。
然而，随着信息大爆炸时代的到来，为万历翻案的文章越来越多，他捞钱的正当理由也越来越多。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打过一场大仗的德宗，自然是深知金钱的重要。他之后的宪宗也一样，只要想打仗，谁都会拼命捞钱的。
只不过宪宗有一定的话语权，可以在史书上留下他冠冕堂皇的理由：如今藩镇割据、河湟沦陷，我一心要恢复大唐荣耀，可惜财力不足，所以才不得不攒钱啊！
这篇回答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嘉靖需要严嵩这种人，除掉严嵩，帝国马上运转不正常了。
养兵、打仗，都是要大笔烧钱的。
韩愈这帮忠臣们心疼老百姓，自然是极好的，但他们能不能解决德宗的财政需要。
既不能得罪大地主，又不能压榨老百姓，神策军的高工资怎么发。
以后要削藩仗还怎么打。
卢杞、裴延龄这帮奸臣，对百姓敲骨吸髓有一套，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他们至少满足了德宗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他们愿意替德宗背锅，干这种千人喷、万人骂的勾当。
后人评价德宗，大部分都说他笨、傻，被奸臣迷惑了，说他坏、恶的不多。
而对卢杞、裴延龄等人的评价都是要多坏有多坏。
为什么清流浊流都是嘉靖要削平的山头，以及嘉靖为什么要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太监。
当权的太监贪污受贿，并纵容亲朋好友鱼肉百姓，但那些所谓的名士清流呢？因为他们掌握了话语权，看见他们家财万贯，就觉得这是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结果；看见他们四世三公、世吏两千石，就觉得这是人家血统高贵，家教杰出的结果。
实际上，在皇帝眼里，“清流”“浊流”都是一丘之貉罢了。
大明王朝这样的优秀作品，其之所以精彩，就是因为他表现了现实世界真实的博弈过程。
矛盾在对立中统一，从朝堂到地方，从清流到严党，从嘉靖到隆庆，无不充满着对立和斗争。历史就是在斗争中前进的，消灭旧的矛盾，产生新的矛盾。
人的思维是需要磨炼的，有道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站在历史的高度去思考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出发，一切就洞若观火。
《大明王朝1566》的内容，可以基本切分为两个部分：改稻为桑、海瑞上书。
中间有一条隐线，就是嘉靖。严嵩挂了，严嵩背后的嘉靖没有挂；海瑞调离浙江了，但海瑞背后的裕王还安安稳稳活着。
电视剧有个副名叫嘉靖与海瑞，其实是皇帝与文官。
两边只要有一个不倒，故事就能演下去，改稻为桑玩完了，还可以改桑为稻。
桑也好，稻也好，其实都是嘉靖把弄朝政的形式而已。
只要嘉靖这个主角不下台，戏就演不完。
理想状态下，文官都是皇帝任命的，给你饭吃你就应该老老实实听话。
该背锅就去背锅，该干事就去干事，我让你活，你不能上吊，我让你死，你不能逃命。
因而普通政治剧里的矛盾点是文官与文官，朝臣与朝臣，皇帝这个君臣关系的主导方，是不能出现在其中的。
在普通政治剧里，皇帝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
这些皇帝似乎只知道看忠奸胜败，等到打完了自己上去，宣布比赛的胜利方是自己和其中站着没倒下的那一派，然后众正盈朝国泰民安，完结撒花。
但是真实的情况可不是这样的，大明王朝里的君臣关系是皇帝让文官背锅，可以，但你想摘干净不行，我文官要给你泼脏水。
屎盆子不能扣我一个人头上，要倒霉我跟你一块倒霉，真正做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
所以清流面对严党一直硬气不起来，要靠把浙江搞乱来整严党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责问严党花钱多的时候，严党会马上抛出一句：我们花钱多，那都是给皇上修宫殿修出的赤字，你有本事去找皇帝闹啊！
因而真实的情况是，皇帝往往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主动参与比赛的就是嘉靖这类。而被动参与的，就如他儿子隆庆（裕王），情况也更简单。
你朱载垕想在旁边看热闹，没那回事。
徐阶、高拱、张居正，无论我们三个谁快不行了，都得拉着你帮我。
不然打死了我，血溅你一脸，你也没好果子吃。
大明王朝里的文官，严嵩、严世蕃也好，徐阶、高拱、张居正也罢，即便是胡宗宪、赵贞吉、海瑞这种不在中枢的地方官，都不是完全听话的主。
嘉靖这位操纵朝政的政治大师，曾经在郑泌昌、何茂才搞出以织造局名义买田这种事后，评价严嵩老了，底下人的管不住了。
可他在故事的后半期才发现，自己也老了，手底下这些人也管不住了。
所以，前期的嘉靖即便发飙，也是一个人在玉熙宫里闹腾。
可后期的嘉靖，就要在宫门外看着陈洪打百官了。
文官这样了，皇帝怎么办。
帮皇帝的人，历史上一般是两种人，一是伺候自己的女人，外戚、后妃，一是伺候自己的男人，太监。
嘉靖要升仙，女人肯定是不能了，当年差点被女人勒死在床上，那就只能让太监帮着自己整文官。
而隆庆不想升仙，他就用女人（李王妃）帮自己。
自始至终，隆庆皇帝的政治同盟就只有李王妃。
而徐阶、高拱、张居正本质上和谭纶、海瑞、王用汲都是一样，都算棋子而不是同盟，只不过轻重不一罢了。
大明王朝里的太监又是什么人。
从忠诚度来说，他们比文官可靠得多，他们没有家，皇宫就是他们的家，出了宫他们就什么也不是。
所以吕芳也好，陈洪也罢，尽管手段不一样，层次不一样，对嘉靖的心却没有变，都是听话的。
这也是为什么，欺天的周云逸会死，闹事的杨金水能活。
真疯假疯，嘉靖知不知道都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他们对嘉靖听话不听话。
大明王朝在皇帝与文官这个层面去铺展故事后，探讨的就是另一个问题，忠心和听话。
这两样看上去是一回事，但似乎又不是一回事。
海瑞对嘉靖忠心吗？
被他骂的狗血淋头的嘉靖死了，他却一个人难受得不得了，吐得连黄胆水都吐出来了，简直比隆庆这个死了亲爹的儿子还难过。
能说他不忠心吗？
可海瑞听嘉靖的话么？
改稻为桑，他不合作；迁居上表，他不配合；见了嘉靖，他可劲怼，差点没把嘉靖气死在诏狱里。又能说他听话吗？
所以，海瑞只是忠心，而谈不上听话。
他对嘉靖这个君父，只做到了孝，而没有做到顺。
听话和忠心，哪个更重要？
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能将大明王朝里的官员划分开来。
认为听话比忠心重要的，如严嵩、严世蕃；认为忠心比听话更重要的，如徐阶、高拱、张居正、海瑞。
而将这两个平衡地最完美的，是胡宗宪。
胡宗宪听话。
嘉靖要改稻为桑，改；嘉靖要织丝绸赚钱，织；嘉靖说海上有倭寇了，打；有人说嘉靖坏话了，参他。
胡宗宪忠心。
改稻为桑要改，但不能逼反百姓；织丝绸要织，但不能毁堤淹田；海上倭寇要打，但养寇自保的鬼话不能听；说坏话的人要参，可暗中要尽可能地去保他。
嘉靖曾说：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就是这个原因。
一个既能做到听话又忠心的人，就是一个既不会有后路也能做事的人，这样的人无论如何嘉靖都要保他。
即便严党和清流都不买他的账，可他的账有嘉靖报销就行了。这也是为什么，胡宗宪两面不受待见，因为他在既忠心又听话的同时，站到了广大文官的对立面。
忠心和听话的区别在于，在皇权面前，在现实面前，要不要自己的理想信念。
严嵩以科甲正途入仕的时候，有没有理想信念？绝对有。
刘瑾在朝的十年，严嵩坚决退官回家。
不要说他是因为生病去养病了，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啥病要养十年。
可他怎么变了？大礼议吵了那么久，多少乌纱帽落地，为一个死人的名分，至于放弃自己的前途么？
严嵩觉得不至于，所以他写了《大礼议成颂》，算是给大礼议收官了，也算是给自己的理想信念收官了。
有没有不忘初心的？有。
海阎王也好，海笔架也好，海门神也好，都是海瑞认死理的表现。
海瑞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应该是什么样，就应该怎么去干，不干那就是有邪恶的大魔王闹事，就要请法器收了大魔王的神通。
可是所有人都愿意当海瑞么？不愿意。
这就好像所有人都厌恶走后门找关系来办事，可要办事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关系走后门。
所有人都希望旁人是海瑞，希望所有当官的都是跟包拯一样的青天大老爷，但也希望这个海瑞在自己走后门的时候，离自己远一点好。
理想信念不重要了，初心没那么值钱，这是大明王朝用一道《治安疏》告诉世人的道理。
单凭这几个点，大明王朝不仅是在讲政治，他讲的是社会，讲的是人间。
古代政治剧的核心是皇帝与文官，或者简单说，帝王与臣子。
实际上纵观历史，政治矛盾也基本集中在这一组关系内。
借用一个“改稻为桑”的假故事，揭露一个“治国治官”的真道理。
这也是为什么，海瑞在剧中的形象是难能可贵的，就在于他揭露了“治民先治官”“治官重于治民”的真相，把嘉靖“自诩汉文”的外衣彻底扯了下来。
这一点集中反映在最后一集的“江山之论”上。
海瑞论江山，重在江山的关系上，也就是君民关系，他强调君舟民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而嘉靖论江山，则重在江的分类，论黄河长江，也就是何谓治官，如何治官。
还有一点可以体现的，就是赵贞吉对海瑞的态度。
赵贞吉不喜欢这个下属，根源也在于这里。
海瑞的眼中，是君出于民，无民则无君。
他忠君，是因为只有君才能保国安民。
假如君不报国安民，那就逼着他不忠君。
赵贞吉则不然，民自然要保，但只有先保君，才能保住民。
假如君都没有了，朝廷彻底完蛋了，还靠谁来保民？
简单来说，这就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海瑞认为民贵君轻，民在君前；而赵贞吉认为君本民末，民在君后。
如果要从理论角度来说，就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的“屈民以申君”。
如果要通俗些，就是《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和珅与纪晓岚的“救民救官之辩”。
嘉靖是个绝顶聪明而又要面子的人，他精通韩非子的“道法”思想。
如果没有官，那么他这个皇帝是无法治理百姓的。
一个无法治理百姓的皇帝，实际上就不是什么皇帝了。
老祖宗朱重八杀了十万官员，废了丞相，累得死去活来，照样还要开科举选人当官。
因此，嘉靖秉持着“治民先治官”的原则，只有先把官员们玩顺了，才有可能当稳这个皇帝。
毕竟大礼议、杨廷和这些前车之鉴给他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不把官治好，爹妈都认不了。
嘉靖治官从宏观上看，是操纵平衡之术，先让严党与清流斗，严党倒台了再扶持陈洪与清流斗，然后维持平衡。
实际上嘉靖在具体操作上，是“因利势导”的方式。
他要让官员见利而明害，见害而知利。
当官员遇到危险了，要给官员利益使他们敢于直面危险，不使他自己以身犯险。
当官员看到利益了，要用权势使他明白利后面的危害，不使官员得寸进尺。
如此看来，司马迁写《史记》，将老子和韩非列在一起，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嘉靖这种“帝王心术”不能放在台面上说，所以他仍旧强调传统儒家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但实际上，早已变成了“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
嘉靖对此心安理得，因为自打秦始皇以来，每个皇帝都是这样，只是程度深浅而已。
海瑞看中这点，用《治安疏》一把揭开这种假面目，也揭开了所有官员的假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