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了摇头，道：“这不可能，一定是假的！”
我这么说绝不是对陈瑜拥有发丘印感到极度，而是有证据的。该从哪里说起呢？因为我比较熟知各门各派武功，所以还是从一套功夫说起的好。这套功夫名叫缩骨功，要想把功法练到炉火纯青，全身筋骨关节柔软如棉，伸放自如随心所欲的地步，修炼它的人必须是，身材矮小骨骼惊奇的人。
发丘门始创于东汉末年，祖师爷叫不了道人，他就是属于适合练缩骨功的人。一天他偶然遇到了曹操，并视他为当世英雄。两人甚是聊得来，听闻曹操正是用人之际，遂在临别时，派遣两名弟子追随侍奉，自己则入山隐居。
后来不久，他在袁绍攻伐曹操时发布的檄文中得知两名弟子已然做了发丘摸金的行当。惊扰鬼神，人神共愤，便将二名弟子逐出师门。被逐出师门的两名弟子，没有悔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更改拜曹操为祖师爷，各收门人。
那么，这篇檄文中到底说了什么内容，让不了道人如此愤恨呢？据记载，文中说：“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
意思是曹操亲自带领将士挖掘古墓，破棺弃尸，盗取金银珠宝，令得民众不满，甚至还设了两个职位：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这两个官因为受到曹操的重视，自然是行事乖张、横行霸道。
发丘天印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由曹操命人打造，并发予中郎将的。
然而这篇檄文并不被记入正史之中，而是出自范晔的《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我前面讲过，这类传记，在我看来跟当时的小说没有什么区别。
搞不好根本是范晔瞎编的，捏造了一段陈琳（檄文的编写人）对曹操诽谤的故事。在这本列传之后，他还说陈琳在袁绍兵败之后跟了曹操。以曹操的性格，陈那样指责他，还不将他杀了？
因此发丘印究竟是不是真的存在，尚没有明确的肯定。所以，有一枚已是极为难得，更不用说陈瑜独得四枚之多！
见我不信，陈瑜急道：“这不是开玩笑，你就是不相信我，也得相信我的考古专业。掘人坟墓是极为阴损的事情，我要是没有它，可能早也出事了。”
“要拿你们拿，我不拿。”我把手上的印章丢给陈瑜。
陈瑜自是知道我决定的事情极难更改，他叹了口气，发给了雨梅和骆燕。
等他们都放好了铜印，一行人才拿出照明灯，开始进入甬道。
墓道的坡度在行进百米左右消失，但依然没有到尽头，却多了不少分叉。
“这是个迷宫，你们得紧跟着我，不要分神。”陈瑜道。
雨梅嫌弃道：“走迷宫有什么难，只要……”
陈瑜抢道：“只要一直沿着右手边走，遇到死胡同退回路口继续往右？”
“就是啊，不管多复杂，这么走都能走出去。”雨梅天真地道。
“尽信书不如无书，”我回头对她道，“你所见过的迷宫都是书上的游戏，它上面可没有设置陷阱。”
陈瑜一面带着我们前进，一面道：“费舍尔说过，走迷宫没有捷径，没有秘诀，它有且只有一条正确的路，那就是成功的路。”
雨梅小声问我费舍尔是谁，我只好告诉她是一个德国的迷宫达人。
在一些科学读物上，雨梅所说的走迷宫诀窍已然成为了定律。至于费舍尔，他原话的重点，陈瑜没有讲出来，那就是：“当你走过了所有通往失败的路后，便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通往成功的路！”
可是我们如今在古墓之中，只要行差踏错，根本就没有重新再来的可能。
陈瑜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带我们走的是一条成功的路。同时也证明了他一定是来过的，不然不可能一次就选对了正确的出路。然而他既然已经来过，为什么能忍住不进到墓室中，却要叫我来，那岂不是多此一举？
这个疑问随着我们来到一堵墙前，终于又了答案！
“接下来，轮到你了。”陈瑜往墙角边上一坐，对我说道，“这是封门墙，真正的墓门在墙的后面。”
所谓的“封门墙”顾名思义就是封在门前的墙，主要是用来防止被盗。
眼前的封门墙，十分华丽，全由青砖砌成。端门上部是砖砌的仿木建筑，一层层逐渐抬高，同时逐层向后缩进。整体观看之下如同观看一幅使用了透视技法的西洋素描（这种技法在清代外销壁纸中也可见到），有着丰富的人物刻画和精致的挑檐栏板。
更在墙体的中部，镂空雕刻着两条巨龙，环抱着一个直径约三十公分的圆盘。
我摇了摇头，道：“你真是看得起我，什么工具也没有，你让我徒手去破开可能厚达一米的墙？”
“在今年的考古中，我们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就是郢靖王的墓。”陈瑜说道，“我就是给你工具，也难以打开。说它是封门墙，但又与别的有点不一样。你仔细看那圆盘，上面其实是一个密码锁，只要解开它，这堵墙就不攻自破。我也是看到这个，才确认它是明朝的墓。”
“怪不得你找我来了，我早就怀疑你不是第一次来过这里，原来你是没办法破解这密码锁。”
我走上前去，经仔细查看之下，心不由得一惊，也难怪陈瑜无法破解了。那的确是明朝特有的密码锁，而且是藏诗锁。而我震惊，是因为圆盘上面不止设计了一道锁，竟有十二道之多！
换句话说，得完全猜测出至少144句诗文，才有机会卸掉这堵墙！
虽然我平时自诩通晓文言文、读遍诗词，这时却也不想立即解开：“这样吧，你们先尽力破解，能破多少破多少，最后再由我验证及补充。”
雨梅觉得好玩，便道：“那我先来可以吗？”
我耸耸肩，做了一个无可无不可的神情。早在我认识她之初，已经知道她对中国古诗文有所偏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