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华夏历朝历代，尤以汉人最重声名，不是没有来由的。
大汉立朝后，高祖刘邦曾苦于朝中少贤士，特意颁布求贤诏，要求各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之先河。
文帝登基后，复又下诏命各地官员察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所谓的贤良方正，无疑是较为主观的，官员想要举荐士人，为免自身识人不明，多半要究其声名如何。
公府在拔擢官吏时，除却评核其才能和政绩，亦常参考名士对其作出的品鉴评价，虽说当今天子刘彻有“唯才是举”的谕示，然若在两位官员政绩相差不大的情形下，多半仍是官声更好之人能获得升迁的机会。
习得文武艺，卖予帝皇家，文人入仕，武者从军，无非都为奔个好前程，朝廷选官既是注重声名，但凡有上进心的士子自然极为珍惜名誉，亦极为重视所谓的“名士品鉴”。
简而言之，有意入仕之人，多会登门拜谒名士宿老，请他们给自个写评语。
久而久之，此等作法非但在士族阶层蔚然成风，更形成自下而上的影响，使得不少王侯权贵也饶有兴致的跟着学了起来。
敢出言评鉴王侯，且具有真实说服力的名士，无疑皆是地位超然且德高望重之人，整个大汉满打满算都不会超过十位大佬。
已告老致仕的丞相袁盎和帝师卫绾，若能请动此二人评鉴，无论其评语是好是坏，至少说明受评之人不是甚么无关紧要的小角色。
太上皇刘启禅位之后，老臣们也纷纷告老致仕，多半挂了大夫的虚职，方便在宫里行走，陪老主君种花养鸟，追忆往昔岁月峥嵘，感叹今日岁月静好。
君臣谈笑间，刘启曾让“硬项丞”袁盎品鉴他的儿子们，也就是现今的诸位亲王，袁盎还真就毫不避讳的直言评述了。
旁的亲王更有优劣长短，其评鉴且是不提，单说对赵王刘彭祖的评鉴，袁盎真是半点没客气，且是半句好话没有。
“赵王其人，为人巧佞，卑下奉承，常持诡辩伤人。”
刘启闻言，非但没动怒，反倒抚掌大笑，连声赞叹袁盎识人分明且敢于直言不讳，说自家这儿子确是惯爱谄媚讨好，却又是个满肚子坏水的笑面虎。
太上皇坑儿子坑惯了，也没在意他与袁盎笑谈时，身边尚跟着诸多老臣子，使得此番毫不避讳的对谈迅速流传开去，过得不久，便连街头巷尾的妇人们都晓得了赵王刘彭祖是这么个货色，且是传扬得愈发的邪乎，各种版本的风闻轶事都有。
赵王刘彭祖的名声真是臭了大街，却也只能晒然苦笑，难不成入宫向太上皇老爹讨要说法，还是去袁盎府上大闹一通？
好在皇帝刘彻帮他出言缓颊，有意无意的对近臣言及此事，以为赵王脾性虽不宜出将入相，然“可察奸佞者多狡黠”，为君者若能知人善用，使其适材适所，反是比某些清高孤傲的宗室子要来得适任的。
皇帝陛下这话说得不甚明了，大多臣民不解其意，然真正久居上位的朝堂重臣们却是深以为然，其实也无须说得玄之又玄，就是赵王其人腹黑狡诈，惯会耍阴招，且脸皮厚愈城墙，不介意替皇帝和朝廷背黑锅，甚么脏事都肯替皇帝去做。
清高，指的或许是太常卿刘买；孤傲，指的必定是贤王刘非了。
这两货虽有大才，名望也极高，但皆是不太合群的脾性，这倒也是皇帝刘彻乐见的。
正如酷吏出身的郅都和张汤，严刑峻法虽失之宽仁，然若他们不愿为孤臣，不愿自污声名的“以暴易暴”，皇帝岂能安然保有仁德贤明的清名。
过刚易折，若满朝文武皆是刚直不阿且不知变通之人，大汉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朝中各府署，除却纠举百官的御史府，便连掌制律法的廷尉府，其属官都是要懂得变通的，否则就会成为所谓的“法匠”，制定出的律法怕是会不合时宜，不接地气。
尤是掌外邦事务的大行府，在处理对外邦交时，身段和手腕皆要软硬兼备，甚至要运用些上不得台面的阴私手段，睁眼说瞎话更是必不可少的本事。
大行令张骞表面上是与人为善的老好人，实则也是腹黑得紧，有甚么样上官，往往就会有甚么样的部属，虽也算不得“上梁不正下梁歪”，然张骞近年大力拔擢的诸多属官确非传统意义上光正伟岸的“君子”。
管他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皇帝刘彻之所以连番遣赵王刘彭祖出使外邦，也正是看重了他够奸诈，够不要脸，却又能将很多无耻之事说得冠冕堂皇，半点不损及天家颜面乃至朝廷声誉，实在是难得的大本事。
数年前，刘彭祖在西域诸国走了一遭，硬是让各国君臣想方设法改变其属民饮食架构，现今西域诸国每岁向大汉购入大量粟米和小麦，却又为大汉提供了更多的牲畜。
摆出“为你好”的架势，让你多吃米面少吃肉，你非但不心生怨怼，反是感恩戴德，这人特么得多牛掰！
有此前例，此番皇帝陛下让牛掰且无耻的赵王再度率团出使，也就不足为奇了，非但大行令张骞觉着此举大善，便连旁的朝堂重臣也觉着再无比赵王适任的人选。
刘彭祖倒也不负众望，去岁冬月末抵达大夏国都蓝市城后，仅用了两月有余，非但将接纳巴克特里亚王国为大汉藩属之事处置妥当，更让中亚及印度希腊诸国的君主皆心甘情愿的签署了诸多通商条陈。
这些通商条款，皆是随赵王出使的商贸代表团商议拟定的，千余商贸代表出自百余大商团，与诸国的通商条陈中，无疑会提出更有利于自家商团经营且颇为严苛的条款。
要求各国减免汉商应缴纳的商税只是最基本的，保障汉商人身财产安全更是毋庸置疑，不少商贸代表甚至抱着侥幸心理，要求成为某些小国的所谓“王商”，换了后世的话说，这些小国非但要向他们进行政府采购，更要准允他们借助该国王室的名头和官府扶持，对其臣民贩售货物。
说实话，商贸代表们本是顺带一提，抱持着漫天要价，落地还钱的心态，想着求其上者得其中，没真觉着外邦君主们会应诺下来。
要晓得，大汉现今虽大力发展工商业，重农抑商的国策有所转变，然士籍和商籍的区隔反是愈发严谨，商贾虽已能骑马乘车，可如寻常百姓和士人般身着染色服饰，然若要入仕为官，却仍须想办法脱去商籍，改册士籍，且本人及直系亲眷不得再直接涉入商贾之事。
官商分离，此乃皇帝陛下坚持的选官原则，譬如现今的大农令东郭咸阳与岭南太守孔仅，其出身的齐地东郭氏和南阳孔氏皆将本家尽数迁入长安，所有的族业皆尽数交由分支打理，本家只收取相应份例的红利，任何涉及族业经营之事都须避嫌袖手，但凡有以权谋私的嫌疑，御史大夫就要请东郭咸阳和孔仅去喝茶了。
毫不夸张的说，今上治下的大汉，对官商勾结者决狱断罪之严苛堪称世所未见，且官位愈高，刑律愈重，若公卿涉事，一旦查证确实，必不得以赀赎刑，亦不得因高爵及旧有功绩减轻刑罚，犯行极重者，枭首夷族也是逃不掉的。
没人会怀疑刘氏天家的狠辣果决，昔年太上皇刘启逼死皇长子刘荣，皇帝刘彻凌迟国舅田蚡，皇亲国戚都毫不手软，还有谁不信邪不怕死的？
正因如此，册录商籍的商贸代表们虽皆家赀丰厚，然在大汉的政治地位并不高，高官显贵们为了避嫌，也不太敢明着与他们过从甚密，故在他们的固有思维中，那些外邦君主应也不太情愿与商贾打交道的，也是不乐见官商勾结的，更遑论让他们借助该国王室的名望经商，成为所谓的“王商”。
在大汉，真能称之为“皇商”且无须忧心担上“官商勾结”罪名的，除却少府，就唯有刘氏诸王执掌，诸多世家大族皆入了份子的皇室实业了，二者从中享有的巨大优势，便连田氏商团都难以望其项背。
公平么？
貌似真是有些不太公平，然少府和皇室实业向来秉持“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往往只主掌前期投入颇巨的大产业，譬如筑城铺路，冶铸造船，这些买卖若交由旁的商家，他们也是承接不了的，顶多参与投标分包，抱着少府和皇室实业的大粗腿，形成与之相关的附属产业乃至产业链。
少府和皇室实业鲜少吃独食，懂得与旁的商家分润获利，且往往会提供各种赀财乃至工艺扶持，故鲜少有商家真觉得“不公平”，说实话，没有少府和皇室实业提早耗费巨资“掘井”，他们本是没水喝的。
喝水却骂掘井人，汉商们倒不至这般不厚道，不知好歹。
汉商们虽不指望能取代少府和皇室实业成为大汉“皇商”，然现今大汉国力强绝于世，对中亚及印度希腊诸国更堪称予取予求，借助朝廷的威慑力，使自身成为外邦“王商”，无疑是大汉诸多商团极为渴求的，瞧着少府和皇室实业，就晓得此类名头有多么重要。
抱持此等心态，不少商贸代表们都是试着在通商条陈中提出此事来，成则大喜，不成也就算了。
然而，赵王殿下的“经世之才”远超他们的想象，齐聚蓝市城的外邦君主竟是尽数签署了所有的通商条陈，盖因赵王额外附加了一条，但凡得为外邦王商的汉商，在该国所获收益皆须向其王族缴纳两成至五成不等的红利。
商贸代表们闻讯，端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发愁之人可不是舍不得与外邦王族分润收益，恰恰相反，这些人皆是原先太过谨慎，没在通商条陈中要求成为外邦王商之人，现下真是悔不当初，亏大了！
两成至五成的红利虽是不少，但经商利润不是这般简单计算的。
这些商贸代表经商多年，又多曾入长安学区内的营工商学进修，深知依仗大汉现今远超外邦的工商业，汉商一旦获得外邦的官府扶持，完全能靠所谓的低价倾销手法，用物美价廉的汉货将该国的本土货品打趴在地，使其本土产业完全没落乃至步入消亡。
待得汉商掌握该住国各式民生命脉，再提高汉货售价，那该国属民不买也得买。
要晓得，这些蛮夷之邦可不似大汉般，在大农府设有平准司，时刻调控市面供需，适时出手衡平物价，更没有打击囤货居奇和投机倒把的严刑峻法。
对于汉商而言，蛮夷之邦的空气都带着自由的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