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在第二日在城下町内下发了“撰钱令”，规定：无论永乐钱还是恶钱，均是我少弐家领内的有效货币，所有町众和领民不得拒绝使用任何一种。永乐钱和恶钱之间按照永乐钱一枚换四枚恶钱的比例进行换算。如果有人在领内拒绝使用两种货币的其中一种，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告知当地领主或者町内奉行所，本家会依照法令，给予惩罚。
同时又安排少弐元盛开设钱屋，名字叫做“银座”。我提供了黄金500两，永乐钱5000贯，恶钱一万贯作为货币储备。
按照金一两＝一贯永乐钱＝1000枚永乐钱＝4000枚恶钱的比例对外提供钱币兑换服务。当然作为报酬，兑换时会收取三厘作为兑换的费用。
银座开设在整个商人町最繁华的大街上，隔壁就是奉行所，保证了安全。
经过一段时间。
由于银座是作为领主的少弐家直接经营的，所以领内的商人和来佐嘉町交易过后回去的商人都非常愿意过来兑换乐意接受的货币，所以银座除了刚刚开设时候的门可罗雀，到现在的宾客如云。
仅仅一个季度三个月，到了秋收之时，已经有了纯利润三千余贯。这个比例已经非常可观了。
而我的精盐，经过商人们这段时间的传播，已经将整个西国传播开来。甚至远销近几地区。深受广大大名们和有钱人的欢迎，大友宗麟都曾亲自写信要求我赠送一些给他。
而正当一切蒸蒸日上的时候，讨债的来了。
这天刚刚下过大雨，天气稍微凉爽了一些，我正在和筑紫荣门一起练习武艺，侍从通报在领内传教的托雷斯神父，带领了一个南蛮人正在求见。
我心里一咯噔，坏了，来要债了。
托雷斯神父刚来的时候，我承诺只要给我价格美丽的铁炮和硝石火药等物资以及后续我有了港口，会和商会沟通让商船停靠我的港口。待我攻灭龙造寺基家入主佐嘉城后，我便捐献一座主教级别的教堂。
自从压制龙造寺家搬来佐嘉城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而托雷斯神父也没有找我，想来是因为忙于传教，无暇顾及，现在，他来了。
洗漱过后，我在大广间接见了他们。
“午安，尊贵的领主大人，上帝的仆人托雷斯向您至上崇高的敬意。”托雷斯神父带领来人向我行过礼后道。
我点了点头，看向了托雷斯神父带来的人。
他长了一头红发，满脸的络腮胡。穿着一个黑色的教士袍。
见我看向他，托雷斯神父赶忙向我介绍道：“领主大人，这位是来自我的祖国的新任传教长，路易斯.弗洛伊斯。他在去年的时候到达您的领地，一直忙于传教工作，没有来拜见您，请您见谅。”
“路易斯.弗洛伊斯？”我在脑海中思索良久，终于，想了起来他是谁。
大名鼎鼎的弗洛伊斯啊！写了一个《日本史》到后世还是研究战国时代日本风土、人情、征战的重要一手资料。
历史上的弗洛伊斯1532年生于葡萄牙里斯本。9岁的时候便进入葡萄牙宫廷，并在王室秘书厅担任书记见习。所以有着非常丰富的文书处理的经验。
16岁加入耶稣会。同年，前往当时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接受养成教育。在果阿遇到决心前往远东传教的方济各·沙勿略与萨摩出身的日本翻译弥次郎。
1561年在果阿晋升为司铎，以语言及写作方面的能力见长，从事与各传教地通讯的工作。
1562年在肥前横瀬浦登陆，开始在当地从事传教工作。在学习掌握了日语后，1564年从平户前往京都。1565年1月31日抵达京都，但是对于将军足利义辉与室町幕府威信的旁落感到非常失望。在混乱的战国时代艰困的在京都、近畿地区负责传教的工作也并不顺利。
然而转机很快到来，1569年近几新的掌控者织田信长在正在建设中的二条城召见了弗洛伊斯。经历了火烧比叡山以及声势浩大的织田包围网，织田信长对既存的佛教非常反感，尤其是一向宗。但是信长对于新鲜南蛮事物非常感兴趣。
交流很愉快，弗洛伊斯得到织田信长的信任，被准许在畿内传教。弗洛伊斯与1570年来日的意大利传教士一起在京都进行传教活动，得到许多信徒。
弗洛伊斯在其着作中曾提到织田信长虽是异教徒，但是对于基督教始终抱着宽容的态度(弗洛伊斯的着作有着许多《信长公记》没有的记述，是研究日本史的重要资料之一)。
1577年弗洛伊斯将京都地区传教负责人的职位让出，随即来到丰后担任地区负责人的职务，在大友氏领内从事传教事业。赴任后，与大友宗麟、义统父子成为亲交。
1580年传教士范礼安来日时陪同担任翻译，在安土城拜谒织田信长。1583年，由于上级指示离开了第一线的传教工作，开始记录耶稣会在日本的活动，执笔《耶稣会日本年报》；后来将精力投入在记录日本各地的见闻上，开始《日本史》的编纂。
织田信长在本能寺之变被杀后，丰臣秀吉一开始为继承了织田大魔王对耶稣会宽容的政策，但是当基督教信徒越来越多，势力一点点扩大后，丰臣秀吉开始感到不安。
于是在1587年6月19日豊臣秀吉发布《伴天连追放令》，命令耶稣会传教士立即停止传教，并且必须在20日内离开日本本土。最后竟然捣毁了京都等地的教堂。
无奈弗洛伊斯只能来到长崎定居。
1590年，弗洛伊斯偕同归国的天正遣欧少年使节及范礼安在聚乐第会见了丰臣秀吉。
1592年与范礼安一起远渡澳门，1595年返回长崎。
1597年留下了“二十六圣人殉教记”的最后报告后于7月8日逝世，享年65岁。
总的来说，弗洛伊斯作为日本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记录的可信度还是有保证的，但作为一名西方传教士，主观方面也肯定存在一定的偏见。
弗洛伊斯作为当时在日的西方传教士，不少事件及人物都是他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的，所以虽然可能对于信奉了基督教的大名有所美化外，总体上来说其记录内容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的。
《日本史》作为记录时事的一次史料，历来也受到战国史研究家的重视。不少书籍中对于弗洛伊斯的《日本史》以及其经手作品中的记录有也是多有引用，比如对于明智光秀的评价、织田信长意图编成舰队入侵大明等等。
作为直接面见过信长的人，其记录的可信性更是无法忽视，所以弗洛伊斯所着的《日本史》被认为是可信度高的宝贵资料。
不过虽然弗洛伊斯编着《日本史》一事当时的关联人几乎都知道的，但是其原稿一直没有被发现。
直至1894年或1895年，研究耶稣会史的历史学家库洛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西郊的阿究达王宫图书馆中偶然发现了《日本史》第一部424页的写本，之后誊写本被林林总总的发现。
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大多是弗洛伊斯本人的亲身经历。1562年-1597年，整整35年的在日经历，他见证了战国时代的许多大事，包括本能寺之变，丰臣秀吉的去世，二十六圣人殉教等，对日本的社会风俗习惯也有不少的考察与认识。从这个角度来看，弗洛伊斯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当我得知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传教士是路易斯弗洛伊斯的时候，内心是非常惊讶的。
大人物啊！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号并且做出一番功绩的人，能是泛泛之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