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狂妄，自认为天下无敌，热衷于使用暴力，这些都是军国主义的特征。
比较典型的是普鲁士德国以及推崇和模仿普鲁士的日本，但事实上，近代大多数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带有一些军国色彩，这是跟历史大环境分不开的。
刚刚从习惯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中世纪走出来的欧洲国家，很显然不可能诞生什么其他解决问题的思路，英国作为最先进的国家，发明了现代外交概念，中国则在漫长的历史中，认为对待夷狄应该怀柔，采取经济手段控制周边游牧民族，尽管中国没有诞生系统的外交概念和程序，可依然是有一种和平解决问题的思路的，这种和平的态度，不够激烈，不够热血沸腾，但却是成熟的表现。
什么样的国家容易爆发军国主义，会极度强调军事，重视军事，一定是那些有过漫长的屈辱史，经常作为军事入侵的受害者的国家，才会形成这种思想。
典型的是普鲁士，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虽然德国都打输了，但是德国人的军事表现，有目共睹，因此在全世界都有海量的拥趸，认为德国不是输在战斗上，只是综合国力不如人。但翻开欧洲历史，普鲁士或者整个德国，反而是欧洲被欺负的最惨的国家之一，仅次于波兰，甚至普鲁士历史上，长期必须作为波兰国王的封臣存在，普鲁士诸侯见到波兰国王，还需要跪拜。
司马迁说，“耻辱者，勇之决也”，屈辱往往是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个人自强不息的原动力，中国有无数成语描述这种现象，什么知耻而后勇，知耻近乎勇等等。
因此普鲁士这种长期被人凌辱的国家，非常具有自强的精神条件。
日本的军国主义则有些古怪，因为历史上，他们很少遭受外来侵略，多数时候他们都是一个施暴者，在朝鲜半岛跟中国王朝先后打过两次仗，虽然都输了，可并不是大陆国家去侵略他们，而是他们主动进入了大陆。
可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中，却带有强烈的耻辱文化，日本的耻文化跟忠文化，基本上构成了日本的两大精神支柱，切腹就是一种不甘于受辱的现象。强烈的耻文化，让日本在没有真正遭受过实质性侵犯的情况下，天然带有一种受害者心态，好像别人都亏欠了他，因此民族性情中带有一种偏激和贪婪，事实上没人亏欠他们，欺辱日本人最狠得，只是他们自己人。
日本民族这种天生的受害者心态和耻辱感，仅仅一点点精神刺激，他们立刻就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和需要自强的意识观念，于是在学习普鲁士军事的同时，很容易就接受那种军国主义。
而中国历史上，虽然绝大多数是强大的，只在元清两朝主体民族丧失了独立性，被草原民族征服，但漫长的历史上，远超任何国家的富裕，却让中国成为侵略的重灾区，因此中国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入侵的受害者，中国人更应该具有受害者心态。
但反而是中国人这种受害者心态不是很重，显得平和宽容，往好了说这叫大国民气度，往坏了说叫做麻木不仁，没有骨气。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大明軍队中也出现了军国主义，还是让人挺意外的。
当然这种军国主义，也跟国民精神一样，并不是很激烈，真正让中国人民族性格激烈起来的，其实还是清末民国一次次遭受外敌入侵，尤其是日本人的入侵，可谓是打造了中国民族的现代性格，甲午战争对中国人心理的冲击是巨大的，但甲午战争受影响的只是一些文人士大夫，而且他们也没有对日本报以仇恨，而是真真正正开始正视现代文明的威力，开始学习日本了，在日俄战阵期间，掌握舆论的中国文人其实是支持日本人的，号召大家给日军捐款捐物。
直到抗日战争，才真正让中国民族的民族主义觉醒，也才真正让中国民族把日本人给恨上了。
现在的大明显然还没有诞生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老百姓甚至文人士大夫的世界观更多的是一种皇权臣民观念，民族观念有，但不够强烈。西方式的现代民族观念强烈的，还是那些最早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新派人物。
现在在大明軍队中掌握权力的中高层军官，显然就属于这种人物，因为从大明建国的1866年，一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后，他们一直都在欧洲学习，长达五年的学习经历，浸染在欧洲近代军国主义文化中，他们难免沾染了这种精神，而且并不以此为恶，反而将其看作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浓厚的尚武精神。
很多人对比了中西方文化观念后，也认为中国人麻木不仁，在满清的统治下屈辱顺从，不知道反抗，认为这种麻木不仁，就是因为丢失了祖先的尚武精神，于是在打着恢复尚武精神的旗帜下，军国主义就被他们万分推崇起来。
这些军官回国之后，很快就掌握了实际权力，对大明軍队进行了深刻的变革，采取军区制，组建大兵团，建立预备兵员，这些西式军事革新。还看法各种军事期刊，报纸，鼓励军人写作，而这些中高级军官又通过他们的文章，将从西方沾染的军国主义思想，用尚武精神的概念推广开来。
于是民族主义，军国文化开始在軍队中先爆发开来，大批接受过教育的新兵，在軍队中很快就沾染了这种精神，他们的诉求自然而然就变成要求北伐中原，驱逐鞑虏，光复汉人江山。
在軍队之外，民间反而依然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即便是王韬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也只是认可西方文明中的优点，反对盲目的排外，主张批判性的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真正到了完全否定自我文化，那还是五四时期的事情了，鲁迅等一批激进的文化分子，把自己的文化批评的一无是处，甚至认为只有废除中国文字，才能拯救中国。
盲目的排外不对，盲目的否定自己肯定也不对，现在这种平和的心态其实很好，一方面有人能够看到西方的先进之处，一方面还能够保留自己的优秀品质，也算是朱敬伦一直着力引导的目标。
只是万万没想到，自己亲手掌控的軍队，反而率先变得激进起来。
但想起来，这似乎也是必然而然的事情，一群年轻气盛的少壮军官，突然被送到欧洲军事最强大的英法等国，一待就是五年，他们真真正正的看到了西方强大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如果不沾染上一点不太好的精神，那才是怪事。
再说了，军国主义问题，也得分两面看，站在历史的角度，这不是一个好东西，因为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可站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军国主义也未必不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
西方国家哪一个不带有军国主义色彩，法国这样的共和国，当一战爆发的时候，满大街的年轻人欢声雀跃，庆祝自己伟大的祖国跟死敌德国宣战了，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这么激烈的民族主义和军国精神支撑，法国怎么可能抵抗强大的德军四年的攻击，二战时期他们可是一两个月就投降了的。
19世纪是带着中世纪野蛮残余的工业化的欧洲，将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野蛮风气强加给了全世界，将世界带到了野蛮血腥的黑暗丛林时代。这个时代，一切都是军事实力说了算，没有人讲公理和道义。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民族不能用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等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那又如何在这个黑暗丛林时代保护自己。
所以看到軍队产生了军国主义倾向的时候，朱敬伦并没有打算阻止，他唯一担心的是，军国主义思想中的盲目、野蛮和非理性现象。
这种盲目自信会让軍队过于轻视敌人，一战爆发的时候，法国、德国的年轻人都在大声欢呼，都认为自己可以轻易的打败自己的对手，就是这种盲目自信的心态使然。
这种情况，其实朱敬伦已经发现了苗头，在跟法国在越南问题上冲突的时候，他询问过文鸢等高级军官，他们一致乐观的表示，明軍能够战胜法军。
他们从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拙劣表现中，将法国軍队的真实实力判定的很低，这显然盲目了。一战时期能够跟德国人打四年，尽管没有把德国人赶出国土，却也成功的抵挡住了德军，在面对当时最优秀的陆军的情况下，能打成这种水平，证明法军的实力相当强大。
而大明的军官，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军事体制的情况下，不加严谨的分析，一口咬定能战胜法军，显然太过盲目乐观。
这种盲目乐观的态度，正是军国主义国家，一次次轻率的发动战争的原因，最后造成了骄兵必败和好战必亡的结果。
战争肯定也是大明将来要解决很多问题的手段，所以軍队中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有助于提高战斗力，朱敬伦不打算把軍队打击的浑浑噩噩，没有一点精气神，如同文人压制武人的明清軍队那样，但也不打算让軍队盲目乐观到了狂妄的地步。
即便軍队开始变得狂妄，朱敬伦也要保证对軍队的控制力，他需要一根始终能够牵住军事力量这个随时可能发狂的猛虎的缰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