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一篇《江城子》，情意缠绵，字字血泪，让无数人感动于一代文豪苏轼对亡妻王弗的深沉思念和无限深情。
自古才子出情种，苏轼深情而不专情。王弗去世后，苏轼先是娶了她的堂妹王闰之为续弦，后又纳了西湖名妓王朝云为侍妾。很巧合，苏轼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都姓王。
世人熟知的苏轼妾氏，唯有王朝云，但其实苏轼却是有妾数人。这并不奇怪，大定文人地位高，除了王安石、司马光等少数“禁欲系男神”，大多数士大夫都是妻妾成群，家中另有歌姬舞姬侍女无数。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多次被贬外放。每次被贬，他都会将身边姬妾或遣散、或送人，其中还有两位侍妾当时已经怀有身孕。
但以妾换马一事确实有损苏大学士人设，太不近人情。而春娘呢，她身世可怜，刚烈自爱，又确实令人同情、令人敬佩，最后那首绝命诗更是写出了无数女子的命运悲歌，极易引起共鸣。
那么问题来了，苏轼一方面爱妻如命，一方面又以妾换马，他到底是情圣还是渣男？
对此，不同人必定会有不同看法，笔者不妨说说自己的理解。
首先，苏轼深爱王弗、敬重王闰之、怜惜王朝云，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他的诸多诗词作品中均有体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再说“姬妾送人”和“以妾换马”。苏轼被贬外放时确实曾经遣散家中姬妾，这在他自己的诗词作品中同样有所体现。但苏轼这么做的原因，并非冷血无情，恰恰相反，他是因为知道贬谪后生活艰辛，不忍连累一众姬妾，这才将她们或送回娘家，或送入豪门。只有朝云，不离不弃，甘愿跟随苏轼吃苦。
而婢女侍妾确实属于主人的私人财产，可以进行一定的交换和买卖。
南北朝时期的梁简文帝萧纲曾做了一首宫体诗《和人爱妾换马》，以弃妇的角度抒发自己遇到薄情之人，被当做物品一样拿去与人交换的悲惨命运——“谁言似白玉，定是愧青骊”，谁知我这如花似玉的人儿，竟连一匹青黑色的马都不如！
曹操的儿子曹彰有一天在路上看见了一匹上好的白色宝马，特别想拥有。于是便设宴邀请白马主人，召来自己的一众美妾，对那马主人说：“予有美妾可换，惟君所选”——用我的美妾换你的马，你可以自己随便挑一位。
那马主人便挑了一个自己中意的美妾，曹彰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宝马，并将其取名为“白鹘”。
这则故事前面还形容曹彰“风流倜傥”，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人们根本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反而将其视为“潇洒”，对他们来说，妾这样的女子，就好比骏马之类的玩物，都是供他们玩乐的。
妾的地位低到不可思议，她们是可以通过买卖得来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妻为“娶”，妾为“纳”，娶妻之财为“聘礼”，纳妾之财为“买妾之资”，所以说妻和妾之间不得僭越，就算是备受男主人宠爱的小妾，也是无法随便上位，取代正妻的。
所以，虽说苏轼这桩拿妾换马之事貌似人设崩塌，但这种“贵马贱人”的事件是真不少，而且相当一部分文人骚客并不觉得这类事情有什么不妥，往往将其当做风流雅事而写进文章。
白居易写“安石风流无奈何，欲将赤骥换青娥”，李白说“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张祜有“一面妖桃千里啼，娇姿骏骨价应齐”……爱妾换马简直成了一种风尚、文学现场，不断被援引。
《汇苑》中说：“妾，接也，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就是说，妾在家庭中不过是供男人交接之用，不能算做合法配偶，地位相当低下。
妾根本没有人格，也不能享受“妻”的待遇，比如《昌律疏议》明确规定，“妾乃贱流”“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这都写进法律了，简直是一日为妾，终身为妾，你可以往下降，但决不能向上冲。她们就是男性的附属品，还是可交易的那种。
这种观念是整个主流社会都认同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大家的观念自然也会受到影响，最终认为这就是正确、理所当然的，所以就算是出现了爱妾换马，在现而今也不是什么大事，甚至以此为风流，毕竟“英雄爱宝马”，妾又哪里比得上文人士大夫们想要体现的英雄气概呢？
名士风流，文人多情，至大定朝已臻巅峰，苏学士所为，不应为世人不齿也。
只是文治武功向来冲突，正所谓文武相轻不可共存者也。大定文风鼎盛、繁荣造极于世，便难免武力疲虚、兵备匮乏，于外频吃败战而贡岁币以应之，在内则盗匪四起、民乱不已，实为乱世之开端、亡国之征兆。
常佶在被选为继位人时，就有人认为其轻佻、不似人君。果不其然，上台没几年，就开始不顾民生，大肆享乐搜刮，大定政治变得极为黑暗。
一、借恢复新法任意勒索。
比如恢复免役法，朝廷不断增加各种名目的雇役钱。举一个例子，巩县的役钱，由元丰时每年的四百贯增加到二千九余贯。
在丈量土地过程中，贿赂公行，弊端百出。兼并之家、形势户多减免赋税，把负担都转嫁到下户头上。
二、肆意改盐茶之法，聚敛民财。
朝廷先恢复榷茶法，在产茶的州军设官场专卖，禁止商人、园户私相贸易。三年后罢官场，允许商贩向园户买茶贩卖，由官府抽税后批给''茶引''。朝廷一年的茶税收入达四百余万贯。每年以一百万贯作为皇帝私房钱。
朝廷还大改盐钞法，废除东南六路官运官卖制，由商人任意向榷货务出钱买盐钞，凭盐钞去产地领盐，再到指定的州县贩卖。但是，朝廷的钞法不定，屡次更易。商人出钱买钞，尚未领盐，钞法已变，又须贴钱领新钞，如无钱更换新钞，则旧钞也失效。往往上午还是豪商，下午就沦为乞丐。
三、直接抢掠民田。常佶用宦官直接抢掠民田，作为皇帝个人庄田。他派宦官陆续设置''公田所''、''西城括田所''，在京西、京东、京畿、河北等路，以把官田、荒地、逃田、退滩等收归官府为名，将大量民田指作''天荒''，掠为''公田''，课取''公田钱''，强占的田地共达三万四千多顷。大批百姓被夺去田地，背井离乡。
四、挥霍常平仓积蓄。
皇帝还将各地常平仓贮存钱谷搜罗一空。王安石变法时积存的钱谷，可支用二十年。到崇宁朝时，各地仓库常年有六百万石的积储，以备丰歉平抑粮价。但被常佶全部用来作为上供，被他挥霍一空。明宗时皇宫每月开支约三十六万贯，到崇宁朝时增加到一百二十万贯。
五、花石纲。
常佶设立造作局，搜罗各种花石树木运到京师赏玩。最初在江浙取花石进奉，后来所运花石规模不断扩大，动辄用船数十艘，每十艘编为一''纲''，号''花石纲''。一个运花石的船队要数千人，一块石头的运费达三十万贯钱。又用铜二十二万斤铸造九鼎，饰以黄金，建造九座大殿安放，称九成宫。
他还仿余杭凤凰山式样，用人工筑大土山，名万岁山（后更名艮岳山）。最高峰高九十尺，山周十余里，用山石万计，都由各地限期运来。山上建造亭馆楼台，穷极华侈。皇帝整天在宫中玩乐，宫中美女多至以万计。每到节日，皇帝便聚集百官，纵情享乐。
自常佶登基以来，大定实际的统治极其黑暗、腐朽，百姓苦不堪言。
皇帝如此不顾百姓死活，农民被苛刻的统治逼得没有活路了，最终只有“起义”。
五路伐宁、北伐征燕，靡费军资补给无数，大多都摊派在河北、山东、河东百姓的头上。
这还不算，官府为了自己省事，还强迫百姓把粮食运到燕京交纳。运送一石粮食的盘费达十几石到二十几石。这直接让这几个路的百姓破产，简直是灭顶之灾。朝廷还要加收免夫钱（不当夫役就要出钱），数额达六千二百万贯。这些合在一起，老百姓没有活路，只能起义。
还别说，大定冗兵很多，虽然对外打仗不行，以失败居多，但是用来对付农民起义军是有效的。冗兵也是正规军，毕竟有训练、有盔甲武器，用来对抗没有经过训练、缺乏盔甲武器的农民起义军是占绝对优势的。因此，只要定廷反应过来，派大军对付农民起义军，那么农民起义军很快就难以支撑。
方腊、杨幺如此，宋江如此，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此起彼伏的高托山、张仙大抵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