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操当真是无力剿贼，他是鲁郡的行政长官，而戡乱剿贼是卫府鹰扬的职责所在，他手里既没有军队，也没有统兵权，他拿什么剿贼？
大河南北的卫府鹰扬，包括河北、河南和齐鲁地区的镇戍军队，因为距离辽东战场较近，大部分都被皇帝和中枢征调为东征之师，已经或者正在赶赴涿郡集结。之前皇帝和中枢并没有想到国内会出现叛乱，当然因为地方官府的蓄意隐瞒，现在皇帝和中枢还是不知道国内叛乱正在愈演愈烈，已经危及到了国内的稳定。齐郡是最先爆发叛乱并形成地区危机的地方，而叛乱之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被镇压下去，就是因为齐郡诸鹰扬的主力都不在了，无兵剿贼。齐郡郡丞张须陀在迫不得已之下，不得不“先斩后奏”，在没有东都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征调宗团乡团和郡内壮丁组成军队剿杀叛贼。
如今段文操也只有走张须陀这条“先斩后奏”之路。段文操的哥哥段文振是兵部尚书，深得皇帝的信任，在有张须陀这个“先例”的情况下，授予段文操统兵权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但如此一来，齐鲁叛乱迭起，已经严重危及到齐鲁乃至大河南北稳定的真相便会暴露。
齐鲁地区在东征开始之前，突然有大批的叛贼举旗造反，原因何在？这背后有没有政治目的？做为齐鲁贵族集团核心力量的段文振、段文操兄弟都是皇帝信任的臣子，都是朝堂上的改革派势力，皇帝理所当然会相信他们的上奏。那么从常理来推测，在国内有大规模的叛乱，局部地区尤其足以影响到东征的关键地区的局势动荡，东征大计必然要暂停或者推迟。这显然是皇帝和中枢以及改革势力所不愿看到的，但这却是朝堂上的保守势力所希望的。
段文操必须要把此事权衡清楚。如果他通过哥哥段文振向皇帝陈述实情，以讨取统兵权，其结果可能会影响到东征进程，这必然会损害到朝堂上改革派利益，白白便宜了保守势力。换句话说，这或者正是那些“政治黑手”们混乱齐鲁局势的最终目的。反之，他如果继续向皇帝隐瞒实情，在不影响东征进程的同时，仿效张须陀，“先斩后奏”，先征调宗团乡团等地方力量组建军队围剿叛贼，则能避免诸多重大不利因素。
只是，如此一来，便是齐鲁人杀齐鲁人，而关陇人则坐收渔翁之利。
段文操越想越是憋屈，咬牙切齿，恨不得生吞活剥了张须陀和董纯。
这时，段纶出现，一语点醒了段文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段文操身处局中，不知如何破局，而段纶却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张须陀有意把王薄、孟让赶进鲁郡，祸水东引，那对策其实很简单，坚决堵住王薄和孟让的南下之路，把他们再赶回齐郡，让张须陀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
至于徐州贼入鲁，段纶认为未必出自董纯的本意。徐州有贼，董纯却未能在自己的镇戍区内围剿贼人，反而让贼人逃进了齐鲁地区。徐州军队不能越境追杀，董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贼人逃之夭夭，这对他而言不仅是个耻辱，亦是重大失职，无法向东都交待。另外段纶刚从东都过来，或多或少知道一点董纯目前的不利处境，所以段纶推断，东都肯定有人会借此机会向董纯发难，即便不能将其赶出军队，也要给陇西贵族集团找点麻烦。
也就是说，张须陀和董纯并没有联手“设计”段文操的可能。既然如此，那在与齐郡张须陀针锋相对的同时，便可与彭城董纯携手合作，双方齐心协力共剿贼寇。
段文操采纳了段纶的建议，当即急书彭城董纯，一边向其表达感谢之意，一边建议双方联手剿贼，同时也把鲁郡当前困境如实相告，希望彭城方面在剿贼一事上能给予有力支援，以缓解鲁郡之危急。言下之意，你军队不能越境，难道贼就不剿了？做事和做人一样，要灵活变通，不要太刻板，更不要死抱着律法军纪不放，为达目的，要无所不用其极嘛。
段文操不知道董纯对自己的“激将”作何回应，不过为防患于未然，他还是暗中下令，征调首府瑕丘和南部邹县境内的地方宗团乡团力量，加强城池要隘的戍防，竭尽全力把徐州贼阻截在边境一带。
就在段文操忙于应付徐州贼入境的时候，张须陀的信使到了。
张须陀就在泰山脚下，汶水北岸，博城县境内。按道理卫府军队既然不能擅自越境，那么一郡郡守亦不能带着临时组建的地方军擅自越境，但张须陀骄横跋扈，胆大包天，为所欲为，就没有他不敢做的事。这世上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张须陀就是一个不要命的主儿，即便是段文操，碰到这样一个悍夫，他也不得不退避三舍，不到迫不得已亦不想与其产生冲突。
张须陀在信中告诉段文操，经过他的斥候多日打探，已查清王薄、孟让诸贼率军在博城、奉高一带活动，不时往返于汶水南北两岸，尚不清楚贼军下一步的动向。
张须陀做出分析，从短期来看，王薄、孟让诸贼有可能进入鲁郡东北部的嬴县山区，活跃于嬴、莱芜、牟等地。此处地形险峻，易于躲避，但因为冬天已经来临，贼军缺衣少粮，必然要下山掳掠。其掳掠对象要么是齐郡东南部县镇，要么就是鲁郡的中心地带。考虑到杀回齐郡需要翻山越岭，路途艰难，所以张须陀推断，贼军必然要沿着汶水南下攻击。为此，张须陀建议段文操，要实施积极的围剿策略，尽快把鲁郡诸鹰扬主力放到亭亭山、徂来山和梁父山以北，以便与齐郡军队形成配合，给贼军设下一个“口袋”，只待贼军南下掳掠，便可进行南北夹击，四面围杀。
段文操忍不住又要骂人了，“竖子猖狂！”
段文操是正四品的中郡太守，到地方任职之前是卫府正四品的武贲郎将，而张须陀在军队的时候是正五品的鹰扬郎将，到地方任职则是正五品的中郡郡丞，两者整整差了两级。官场上等级森严，严禁下级挑战上级的权威，但张须陀目中无人，他就公然挑战上级的权威，言辞中极尽挑衅之能事。
如果张须陀是段文操的亲信下属或者是同派系的友人，向段文操进言献计，无可厚非，偏偏张须陀不是段文操的下属，亦非同一个派系的友人，而是官场上的对手。既然是对手，张须陀挑衅段文操，何惧之有？
段文操恼羞成怒，恶骂不止。
张须陀的言辞触及到了段文操的“要害”。段文操乃一郡太守，不是卫府将军，有何权力指挥鲁郡诸鹰扬？这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段文操当真能指挥驻守在鲁郡的四个鹰扬府，这得益于他哥哥兵部尚书段文振的“帮忙”。段文操到了齐鲁，若想领导齐鲁贵族抗衡关陇籍官僚，需要实力，而最强的实力便源自军队，所以段文振利用职务之便，把段文操在军队里的几个亲信下属全部调往鲁郡，出任驻鲁郡的四个鹰扬府正副官长。
此次东征，齐鲁诸鹰扬的主力都给调走了，留下镇戍地方的力量非常少，而负责齐鲁镇戍重任的左候卫府为了东征之需要，也把全部精力放在了辅助东莱水师进行战争准备工作上，甚至为此还征调了一部分留守诸鹰扬，导致齐鲁地区的镇戍力量更为薄弱，而这也是王薄、孟让等齐州豪帅在长白山举旗造反并坚持数月之久的原因所在。
在这种极度被动的情况下，齐郡郡丞张须陀知道不能指望卫府鹰扬了，于是他征召宗团乡团及壮丁组建地方军以围剿叛贼。但鲁郡的情况不一样，鲁郡有段文操在，而段文操又有他哥哥兵部尚书段文振做靠山，所以左候卫府根本不敢从鲁郡征调鹰扬卫，以免与段文操发生冲突。
鲁郡四个鹰扬府尚有六个团的军队，而这六个团现在名义上受制于右候卫府，但实际上都听段文操的命令。
正规军、地方军和义军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张须陀以近万军队都未能围歼王薄和孟让的义军，并不是张须陀打仗不行，而是双方军队在实力上的差距并不明显，大家都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亦没有长刀长槊强弓劲弩等重兵武器，谁也奈何不了谁。这时张须陀想到了鲁郡的六团鹰扬卫，于是他灵机一动，把义军赶进了鲁郡，打算借刀杀人。
段文操嘴上骂个不停，心里却是透亮。张须陀这是“激将”自己，试图让自己在愤怒之下失去理智，为了扳回面子争口气而调六团鹰扬卫去剿杀叛贼，最终自己伤痕累累，却白白便宜了张须陀。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自己刚刚“激将”董纯，试图借助董纯之力围杀逃窜而来的徐州贼，谁知一转眼，张须陀竟来算计自己，想想当真好笑。
段纶看完张须陀的书信，问道，“叔父打算如何应对？”
段文操冷笑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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